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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我的大嫂

文章作者:小说 上传时间:2019-09-30

对你的成长有影响的人,你一辈子都没法忘记他。
   ——题记
  
  一 男人也为他哭泣
  农村给人出殡的头一天傍黑要做一个“做材口”仪式,就是把棺材盖打开,让逝世者的亲朋好友最后一次看一眼去世的人,然后就把棺材盖钉死,再也打不开了,这也就是城里边的“遗体告别仪式”。见到死者之后,至亲都会趴在棺材头上大哭一场。哭者大多为女性,也有男性,但大多都是逢场作戏,哭得跟唱的一样。
  文轩哥的“做材口”仪式后,趴在棺材前边的是乌压压的一大片,里面不仅仅是我们这样的至亲,更多的则是和文轩哥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中青年男人,甚至还有辈分比文轩哥高的人。这些男人个个都哭得满脸泪花,不是嚎啕大哭,而是一种嘤嘤抽泣,那是男人伤痛发自肺腑才有的一种悲声。这样的哭声,听之,事情即使与你没有关联,你也会不由得跟着落泪。这么多硬邦邦的男人,齐刷刷地跪倒在地上,真情地潸然泪下而不是假意地逢场作戏,在我亲临的送葬场面中是仅有的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当时我就有一种感概:“人活一世,能活到文轩哥这个份上,就值了!”
  文轩哥得的是肝癌,与他的两个儿子一起去找医生给他看病。医生拿到化验单之后,对我和他的两个儿子说:“晚期,没办法。回去好好孝顺他,他想吃什么就给他买什么吃罢。快了,一个月,慢了,半年。你们注意一下,肝癌的最后时期,人是非常疼的,想办法让病人少受点罪。”这些话当然都没当着文轩哥的面说。听罢,我的心就如刀绞一般,他的两个儿子蹲在地上抱头流泪。过了很长时间,每个人的心情都平复下来之后,我对他的两个儿子说:“把眼泪擦干,别让你爸看出来了。”回到文轩哥身边时,文轩哥问医生:“我的病咋样?”医生说:“你的病没事,缺乏点营养。回家后,想吃什么,尽管说,让你儿孙给你买。”医生的话一出口,我就看到文轩哥的脸“哧啦”变得刷白,随之神情就黯然了下来,但马上他就转为笑呵呵地对医生说:“没病就好,缺乏营养,好办。医生,谢谢您了!”我知道,医生的这些话骗骗一般人可以,绝对骗不了文轩哥。不这样说还好,这样一说,就等于告诉了他得的是癌症。这不能怪医生,医生能怎么说呢?
  文轩哥的一生陪了多少癌症病人去看病啊?他又亲自送走了多少癌症病人啊?谁能说的清楚呢?农村人,患了小病,一般都是扛着;稍重一点,大不了到赤脚医生那里拿点药,打打针。如果重到非要到城里住院治疗不可的程度时,全村人第一想到的就是找文轩哥,让他来拿主意,让他安排去城里住院的事宜。这种情况下,文轩哥把如何去城里的事宜安排好后,就单独提前到达城里,等到病人一到,立刻就能进入急诊室看病。农村人去城里看病都是迫不得已的事,如果是癌症大多都是晚期,“晚期,没办法。回去好好孝顺他,想吃什么就给他买什么吃”这类话,文轩哥听得太多了。医生的“你的病没事,缺乏点营养。回家后,想吃什么,尽管说,让你儿孙给你买。”这些话,文轩哥听得也太多了。现在医生这样说,能骗得了文轩哥吗?
  文轩哥去世,我的二哥是哭得最悲的一个。有一年,二哥患了胃病,必需去医院治疗,住院前后的一些事宜全是他安排不说,住定之后,把别人安排走,自己留下来亲自陪护二哥。二哥住院正赶上麦季,是农村最忙的时候,家里不但要农忙,还有几个孩子要生活,离不开大人,二嫂是没法陪护二哥的。文轩哥没让任何人说话,就安排二嫂回家照顾孩子和农忙了。文轩哥亲自陪护二哥,一陪就陪了一个多月,照顾得如同自己的亲人。如此的恩情,如何不让二哥为文轩哥的离去而放声痛哭呢?那些趴在文轩哥棺材头上放声悲歌的男人,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诸如二哥这类的故事。
  
  二 与病痛死磕到底
  文轩哥从医院回家以后对前来探望他的乡亲总是笑呵呵地说:“劳您挂念了!我的病没事,吃点好吃的就好了。”然后有说有笑地与客人唠家常。文轩哥用他的乐呵呵糊弄着家人和乡亲,家人和乡亲也以笑脸和打哈哈糊弄着文轩哥,彼此谁也不愿意说破那个中的真实。在彼此善意的欺骗中文轩哥的病情一天天地加重着。
  乡亲和家人都一起为文轩哥的病想办法,找到了很多可以治疗肝病的偏方,文轩哥一个都不拒绝。每实验一种偏方,常常会闹得上吐下泻,但文轩哥不懈怠地试验着。人一天天地消瘦了,但精神始终没有塌下来,只要一说话依然笑呵呵的。
  文轩哥开始出现便血了。一开始他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他卧床无法起来自主去厕所了,家人才发现。他的病情发展到疼痛阶段后,常常疼得在床上翻过来掉过去,牙齿咬得“咯吱吱”地响,站在旁边的人都可以听到,他满脸都是虚汗,但就是一声不吭。他的闺女蹲在他的床面前,泪水一颗一颗地往下掉,说:“俺爸,实在受不了,你就哼哼两声吧?”他对闺女说:“哼哼有用吗?除了让你们心疼外还有啥用?我自己的罪我自己受,不能让你们也为我去焦心。”
  到了这个时候,家里人商量决定,把病情告诉文轩哥,让当老大的闺女对他说。闺女跪在他的面前:“爸,你的病,其实……”文轩哥两只手用力地按住肝区,强忍着疼痛截住闺女的话说:“我是癌症。医生那些话一说,我就知道了。人没有愿意死的,又没有一个不死的,早晚都得有这一天。你们不要难过,60多岁的人了,也死得着了。”在场的人没有不流泪的,有人是因为难过,有人是因为感动,有人是因为敬佩,更多的人是兼而有之。
  临去世的前一天,把所有人都支走留下闺女一个人。他对闺女说:“他弟兄俩都是你的亲弟弟,我死后你要一样看待,其他人对他俩也不能两样,你掌住纲。你跟老二说,我的幡一定是老大扛,不允许他有二话。”在我的老家,老人去世后,谁给他扛幡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能“扛幡”的人,就标志着他在他家族中的“老大”的地位,家族要由他说了算。所以,老人去世后,为“扛幡”之事常常会闹得鸡飞狗跳。文轩哥之所以有这番交代,是因为,他的大儿子是抱养的,二儿子才是亲生的。
  他死后的丧事完全按照他的交代办理的,文轩哥留下的三个孩子,兄弟姊妹之间在他走后一直亲如同胞,相安无事。
  
  三 全村人的“愁见鬼”
  文轩哥,是我的堂兄,大伯的独子。他是父辈上的那一代人,比我的父亲还大两岁,但辈分上还是称他为“哥”。在堂兄弟排行中,他是老大,日常生活中我们都称他为“大哥”。这位“大哥”,在我们小弟兄们的心中,地位同父辈是一样的。过年过节,回家备礼,给他的礼与给二伯的礼,标准是完全一致的。
  文轩哥读过两年的私塾,虽然只读过两年的书,但是他的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写的一手好字,打的一手好算盘。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在我的老家,他这便算作一个最有学问的人了。
  私塾不读之后,大伯找到了一个机缘,把他送到城里一个布店里当学徒,在城里呆了三年。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在我的老家,他这便算作一个最有见识的人了。
  解放后,他就回到了村里。农业合作化,走集体主义道路时,他理所当然地被推举做了我们生产队的会计。那时生产队里只有两个领头人,一个是队长,一个就是会计。这样,文轩哥就从家族的核心走到了全村人生活的核心,成为了村里的一个公众人物。
  生活给了文轩哥一个机会,一个平台。他以他的本性,他的天质,抓住了这个机会,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演绎出了他绚烂的一生。他用自己的才干,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品性,赢得了全村人的尊敬与拥戴。
  一般的生产队,当家的当然是队长,会计是配角。但是,在我们的生产队里,情形是反过来的。生产队里日常事务都是队长打理,但只要事情稍微重大一点,最后拍板的一定是文轩哥。事情稍微难以处理一点的,到现场的一定是文轩哥。谁家有了困难第一个出手相助的也一定是文轩哥。
  夏生叔家,解放前家底就薄,解放后,好一些,但也没能立刻富起来。他家老大,媳妇说好的两年多时间里,种种彩礼已经让他们家一无所有。就在老大要结婚的时候,女方按照习俗提出了“过门礼”,不给“过门礼”媳妇就不过门,这愁坏了一家人。正在一家人一筹莫展的时候,文轩哥来到了他家。听说了这件事后,他对夏生叔说:“夏生叔,别愁,这事交给我了。你们只管准备结婚的事,我保证咱按时把媳妇娶来家。”文轩哥从夏生叔家出来后直接去了媒人家,跟媒人说:“夏生叔眼前家里太紧,‘过门礼’绝对一分钱不会少,但过门前实在给不了,结婚后的第二天保准送到。如果送不到,我给,行不行?”媒人看文轩哥出面了,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结婚后的第二天,文轩哥让夏生叔从收到的礼金中拿出“过门礼”,亲自送到了女方家,使得夏生叔家的第一件大事得到了圆满解决。夏生叔一家连同他的近门亲人都感恩不尽。
  夏生叔有个邻居叫立秋,与夏生叔同辈,也是我的长一辈。立秋婶是全村出了名的“鬼不缠”,不但刁蛮不讲理,而且是个泼妇型的人。特别地能骂街,一开骂,就可以不重样地骂上大半天,直到骂得嘴角起白沫,自己没有力气了才算结束。平日里,乡亲们谁见谁躲,谁也不愿意沾她。
  就在夏生叔家老大结婚那年的秋天,生产队里收红芋,收好后,队长主持分刚收下来的鲜红芋。分到立秋叔家的时候,立秋婶要求要把儿媳已经在产房但还没有生下来的孙子也算作一个人,遭到了队长的拒绝。立秋婶立刻开骂,队长觉得很没面子,就想耍一下队长的威风。不曾想,立秋婶上去就把他的脸抓出几道血印来,队长败下阵来。这件事被在场的人悄悄跑回村告诉了文轩哥。文轩哥赶到的时候正是队长败下阵来的时候。文轩哥在立秋婶对面一丈来远的地方站定,两手掐在腰间,两眼如两把利剑直射立秋婶:“立秋婶,今天我这是最后叫你一声婶子。下面,你不再是我的婶子,我也不再是个男人,我是个女人,我跟你对骂。”文轩哥回头对众人说:“今天的红芋不分了,你们都回去。就留下我们俩,看谁能骂过谁,谁先走谁就不是他娘养的。”说罢,文轩哥盘腿坐在了地上,拉好架势准备应战。没想到,立秋婶翻身爬起来就走,边走边说:“那一个人的,我不要了还不行吗?我不要了,行了吧?”说着自顾一人回家了。生产队的红芋顺利地分了下去。
  自此之后,只要有文轩哥在场,立秋婶就绝对不骂街;或者,立秋婶正在骂街,文轩哥一出现,她立即就会停骂。
  从此,文轩哥在村里有了个雅号叫“愁见鬼”,意思是文轩哥是鬼一样恶人的克星,他不怕那些恶人,就愁着见不到他们。
  这个“愁见鬼”对我们村的醇厚民风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有力地震慑了那些刁民的邪恶行为,让刁民在我们村生不了根,发不了芽,更开不了花,结不了果。多少年来,我们村几乎没有人进过公安局,更没有人进过监狱。
  我们村的民风醇厚得如一坛老酒,直到现在。
  
  四 你不佩服不行
  我的爷爷、奶奶,大伯、大娘去世都很早,我二伯、我父亲年龄都比文轩哥小,等这几位老人一去世,文轩哥就成为了整个家族里年龄最长的人,文轩哥一人撑起了他自己的家、二伯家和我们家三个家庭的门面。
  三个家庭里任何一个家庭的事情稍微大一点,都会成为三个家庭的公共事件,三个家庭的成员凡是能出力的都会一起上阵,而最高指挥者就是文轩哥。
  三个家庭里的任何家庭出现任何关涉重大的事情时,拿主意,做主张,采取措施与行动的就是文轩哥。听父亲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那时我还没有出生),我父亲不在家,家里有母亲、大哥、二哥和不到两岁的三哥四口人,都是文轩大哥照看。那时全体村民在一起吃食堂,每顿领来的饭吃不了三成饱,有时候连这样的饭也领不到。眼看着一家人就要全饿死,文轩哥采取了断然的丢卒保车的措施,看着母亲不准把饭喂给三哥,用牺牲三哥的办法保住了大哥、二哥和母亲的性命。每说及此,我的父亲都会哽咽不成声,我知道那泪一半是为三哥流的,那是一种痛苦的泪,一半则是为文轩哥流的,那是一种感激的泪。文轩哥去世时,我父亲正在住院,没把消息告诉他,本打算来家后慢慢再告诉他。不曾想,出院那天,路过邻村,见到一个老熟人,他不知道我父亲还不知道文轩哥去世的消息,无意间说漏了嘴,父亲听后,先是惊讶,然后就一直泪流不止。还没有进村,路过埋文轩哥的那块土地时,本还不能下床的父亲,坚决要求扶他下车。在地头上,面向文轩哥的坟头伫立良久,父亲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不停地默默流泪。
  我、一个堂弟还有文轩哥家的老二,三个人的年龄几乎同岁,一年级上了一半,学校教室塌了,我们都失学了。文轩哥通过各种关系把我们弄到一个相邻的大队学校去读书。那时我很讨厌文轩哥:不上学多好啊!大哥真是多事,给我们找个什么学校去读书,烦死人!是文轩哥脸一抹,非常严厉地、不容置疑地说:“必须去!”一看大哥的脸色,我乖乖地跟着去了。显然,没有大哥的多事,就没有今天我在这里“噼里啪啦”敲键盘写纪念文轩大哥的文字的机会了。

我对任何人都说,我排行老三。但我很早就知道我在家排行老四而不是老三。那是母亲告诉我的,我的上面还有一个三哥,不到三岁就夭折了,于是我就顶替了三哥的位置做了一辈子的“老三”。
  三哥出生在1958年的年初,出生后不久,家里的锅台就被拆了,一家人随着全村的人一起吃生产队里的食堂。食堂刚刚开办时还好,生产队里还有东西做给社员们吃,但不知道为什么,不久食堂里就没米下锅了,社员们渐渐地就吃不饱开始饿肚子了。随后情况越来越糟,社员们连半饱也吃不上了,村里开始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了。
  社员们到食堂里去打饭是按照人口打的,一人一份,不分男女,不论老少,一律平等。那时,我的父亲在木业社工作,不在家。家里就剩下了大哥、二哥、三哥和母亲四口人。大哥、二哥都已长成半大的小伙子,是人一生当中长身体最快的年龄,也是饭量最大的年龄,特别地能吃。每顿从食堂打来的饭连一半也不够。大哥、二哥连同母亲开始饿得走路打晃,眼见得就会出现人命。
  这时,我的大堂兄到我家里来了。大堂兄是大伯的长子,比我的父亲还长两岁,是我家族中年龄最长的人。大伯那时已经去世,整个家族都由他照应着,家族里的事就他说的算,何况我的父亲又不在家?他还在生产队里当会计,有着一定的实权。他看着我的母亲和我的三个哥哥的情形,对我母亲说“三婶(我的父亲排行老三),不能这样下去了,这样下去要坏大事的。从现在起,我每顿饭再给您多送来一份,另外不要再给焕民(三哥的乳名)吃了,得保住你们娘儿三个。”
  从那以后,每一顿饭大堂兄都会送来一份来路不够光彩的多出来的一份饭。可是大堂兄发现,我的三哥一直还和原来没有太大的差别,大堂兄起了疑心。于是,有一天他来得格外早一些,发现我的母亲依然把饭分给了我的三哥。大堂兄发怒了:“三婶,为什么不听我的?您知道吗?这样下去会坏大事的,搞不好你们一个都剩不了,知道不知道?我不想保住焕民吗?保住他就有可能丢掉全家人的性命,知道不知道,三婶?”
  我的母亲何以不知道大堂兄说的道理呢?但是,让一个母亲亲手饿死他的骨肉,这该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啊?我的母亲说:“那以后我不吃了。”大堂兄瞪圆了眼睛说:“你不吃了?你以为你饿死就能保住他们三个吗?你不在了等于全家都不在了。三婶不能糊涂啊!我知道你心里的滋味,但是咱没办法啊!狠狠心吧。”母亲含泪点了点头。
  母亲虽然点了头,但并没有取得大堂兄的信任,大堂兄深知要让一个母亲亲自饿死她的儿子该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啊!从此,大堂兄每顿饭都监督着母亲不能给我的三哥吃,省下来的饭主要分给了我的大哥和二哥。
  我无法想象本来就饿着肚子的三哥被停止吃饭后的感受,我无法想象三哥看着别人吃饭他吃不上时的表情。我只知道的是,母亲告诉我,三哥很快就不行了。这时大堂兄又亲自给三哥喂了一点饭,三哥又多撑了几天。后来每每如此,大堂兄总会再给三哥喂上一顿饭。
  三哥到底还是不行了,终于咽下了他的最后一口气。当我的母亲把大堂兄找来的时候,大堂兄说:“别跟别人说,放到床上,用被子蒙起来,到食堂照样领他的饭。”
  三哥,在他死后,还继续为在他的家庭,为他的两个哥哥,为他的母亲做着贡献。他的两个哥哥、他的母亲在他用生命来做奉献的帮助下,终于熬过了那段时光活了下来。他去世的三年后,他又多了一个小弟——如今还能为他写点文字的我,顶替了他的位置,成了“老三”。
  母亲、父亲多次对我说:“你的大堂兄是咱一家的主心骨,没有他就没有咱今天的一家人。”
  如今,大堂兄、母亲都已去世多年。天堂里,不知你们娘儿三个是否还会见面?倘若能够见面,我想对母亲和大堂兄说,你们不必向我的三哥道歉,因为这事与你们无关,我的三哥是不会埋怨你们的。   

我上学时,每周周末回家要带干粮。星期日上午,嫂子在利用在生产队劳动中途休息时间,赶回家为我准备一周的干粮。家里人吃的是粗粮和黑面,嫂子给我准备的干粮里,一半是白面一半是玉米面。不仅如此,还给我带上煤油炉子和一些白面,让我用白面在附近的油田单位换面条煮着吃,这在当时我们整个学校是绝无仅有的。

      父亲说:“亲家,只要我的儿媳还有一口气,我决不放弃!”说完这句话,父亲急忙离开他家,到几十里外的山下去请医生。父亲请到的这名老中医医术很高,他既是父亲的老熟人,也是嫂子的亲姑夫。给嫂子看过病后,医生告诉父亲,你的儿媳得的是肺痨,这种病需要用链霉素才能控制住,可是这种药很贵,一般家庭承受不起。父亲对医生说:“请你尽快用链霉素给我的儿媳治病,治病的钱由我来想办法。”医生相信父亲的为人,满口答应。

大哥和大嫂同岁,他们结婚时,大哥差两个月就年满十八岁,大嫂再有一个月才年满十七岁。这是因为大哥出生在正月,大嫂则是同年腊月出生。

      把三哥送养出去,本来就像剜了父母心头的一块肉,由于受到养母的虐待,三哥从小就生活的很苦。刚满18岁的三哥一成家,就被他的养父母赶出了家门,住在了他养父家附近的一个破窑洞里。得知消息后,父亲让大哥开车把三哥和三嫂从山里拉了出来,把他们的户口迁到离县城很近的生产队里。在大哥大嫂的帮助下,他们种了二十多亩地,打了许多粮食。父母看到自己的小儿子吃穿不愁,过上了安稳的日子,脸上终于露出的笑容。

二哥去世后,大嫂对二嫂和两个侄子关怀备至。尽管那时家里还不是十分宽裕,过年时,大哥和大嫂把二嫂和侄儿接回,还亲自为二嫂和两个侄子缝制了新衣服。每逢寒暑假,侄子们回到家里,大嫂都笑脸相迎,给他们端吃端喝。二嫂和侄子们从心里感谢嫂子为他们的付出。

 

大嫂生自己的大女儿时,父亲从商店扯回了几尺花布,正当大嫂满心期待地希望父母为她得女儿做一床新棉被时,父亲却用新扯的布换了母亲和我及妹妹盖的被面,用我们换下的已经十分破旧的被子面给侄女做了个小被子。

      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父亲都会带着工具到河滩和荒山开垦荒地。有时他好像忘记了劳累和饥饿,从早晨一直干到下午,大嫂要把饭菜热好几次才能等到父亲回来吃饭。几年后,他先后在荒山和河滩开垦了六七亩荒地,解决了侄儿一家吃粮的后顾之忧。

娘娘教我叫“新嫂子”(我们当地的风俗,对刚结婚不久的媳妇的称呼前面都要加上一个“新”字),我朝着大嫂叫了一声,大嫂转过身来,应了一声,往我手里塞了一颗枣。我这才看到了嫂子的模样,她长得可漂亮了,皮肤白里透红,圆圆的脸上嵌着一对又大又花的眼睛。我听到了闹洞房的亲友们都在夸赞:“新媳妇长得真好看!”这是我四岁以前留在我的脑海中最深刻的记忆了。

      在父亲九岁那年,年过五十的祖父因一场官司而被捕入狱,在狱中不到一年就因病去世。祖父在世时,他的七个儿子中的四个大一些都已成家立业,父亲和五伯六伯还未成年,他们跟着祖母吃尽了苦头。

另一件事是嫂子到学校给我送包子的事。那时,又一次的高考时间临近,每天下午放学后,我一个人留在学校复习功课。我所工作的学校离家五六里路程,那天下午,嫂子要到学校附近办事,就从家里给我带了几个包子送到了学校。我从嫂子手中接过冒着热气的包子,一股暖流从我的心底里流过。

      和二哥一起去世的侄子,是三伯父的长孙,他是县法院一名优秀的法官,也是族里最有才华的子孙。他和二哥年龄相仿,从小影形不离,父亲也非常喜欢他。他和二哥的同时离去,对父亲的双重打击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正当全家人伤心欲绝之时,母亲在医生的救治下,活了过来。可是由于母亲脑子缺氧时间太长,从此以后,母亲整日呆呆地坐在炕上,生活无法自理。

        1966年11月,也就是大嫂病好一年后,大哥和大嫂结婚了。 大嫂过门以后,她聪明能干,家里家外的活都挡不住她的手。父亲终于结束了他既当爹又当娘的日子了,

三哥成家后,他的养父养母让三哥和三嫂分出去单过。他们只分给了三哥和三嫂一孔窑洞和很少的粮食,根本无法糊口。大哥把三哥和三嫂从深山里接了出来,在他工作的县城附近的生产队落了户。

      至今,父亲离开我们整整十六年了,在这十六年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他老人家。多少次在梦中相见,父亲和母亲住在宽敞明亮的窑洞里,喂养了一大群牛羊,生活富足而幸福,我多么希望人死后真的可以去天堂,使我去世多年的父母亲在天堂过上幸福祥和的日子。

我高中毕业后,参加高考落选,当上了一名民办教师。开始还不被县上认可,尽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分钱的工资都没有领到,家人还是支持我继续教学,是因为有机会继续参加师范录取考试。那段日子,我每天早晨只能给家里担满两大缸水,家里的其他什么活都干不上,嫂子从来没有怨言。

      母亲无法排解丧子之痛,一个人跑到了荒郊野外,找到了她死去多日的儿子。由于痛苦过度,母亲丧失了理智,把死去多日的孩子又抱了回来,任凭谁也无法分开他们母子。直到母亲哭晕过去后。亲戚们才把那孩子的尸体从母亲的怀中抱走。

家里的土炕上只铺着一张用竹子编成的席子,仅有的几床被子也已经破旧的不成样子。晚上睡觉我和妹妹跟母亲三人盖着一床被子,二哥没有被子盖,睡觉时身上盖着父亲的山羊皮袄。大人身上穿的衣服是补丁摞补丁。而小孩子到了夏天,根本没有衣服穿。

      由于父亲一生劳碌,积劳成疾,从七十五岁那年开始,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到最后,身体十分瘦弱,甚至连走路都十分困难了。2001年2月17日,这是一个永远镌刻在我脑海中的日子,这天,我的父亲走完了他79个艰难的人生岁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在此期间,有两件事至今让我难忘。一次,一位堂嫂来家里串门,看到嫂子正准备做的两双一大一小的棉鞋,问嫂子在给谁做鞋。嫂子回答:“在给大妹妹和大女儿做,大妹妹以前脚被冻伤过,先给她做成,以免今年脚又被冻伤了。”这话刚好从外面担水回来的我听到了,感动的我眼泪都流下来了。

    可是,外公去世不久,他就得了重病,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差,再加上父亲忙于社里的工作,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孩子夭折了。父亲痛不欲生,他不能原谅自己对孩子的疏于照顾,他乘人不备,跳起来用头撞门墩,撞得他头破血流,又从门前的涝坝往下跳,幸亏被亲戚劝住,不然后果不堪想象。由此可见,父亲是多么的无奈和自责。

大哥和大嫂结婚那天,小娘娘抱着我挤进了大嫂的新房,只见嫂子背对着我们坐在炕角,她身穿红色的上衣,上面点缀着米粒般大小黑色的小花,一对又黑又长的大辫子垂在脑后,显得十分好看。

      从此以后,父亲沉默寡言了,他把痛苦深深的埋在心底,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看着父亲的身体一天天的衰弱下去,我们做儿女的,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两家合成一家后,全家大小共九口人的生活,都要大嫂一个人照顾,大嫂更累了。生产队里当队长的堂兄和户子里最能干的一位堂兄看不下去,不止一次地劝说嫂子让我退学,可嫂子告诉他们:“只要妹妹能学习,就让她上学吧!我不耽误她的前途。”

      母亲犯病后,要么就跑到山上大声痛哭,要么就呆呆地坐在炕上,谁也不理。她特别痛恨我的父亲,在母亲的潜意识里,是父亲让她和自己的小儿子骨肉分离。犯病严重时母亲用手狠狠地抓伤父亲。父亲为了找回跑到外面的母亲,身上经常带着伤痕。就是这样,父亲从来没有放弃给母亲治病。

在这十分困难的时期,大哥和大嫂主动向父亲提出,母亲由他们照顾。大哥在外工作,实际上大多数时间是大嫂在照顾母亲。真是想象不出,大嫂是怎么做到既要参加生产队劳动,又要照顾重病在身的母亲和自己年幼的三个孩子的。

      父亲, 如果下辈子我还是你的女儿,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

父亲为了家人的生活,一辈子都不停地在田间劳作,把一身的力气都用完了,步入老年后,父亲行动不便,生活无法自理。父亲吃饭有困难,大嫂就亲自给父亲喂饭;父亲每次把粪便拉在了裤子上,大嫂从不埋怨父亲,而是默默地把父亲满是粪便的裤子洗干净。父亲卧病在床整整三年时间,由于有大嫂的精心照顾,父亲没有受过一天罪。

这是母亲病的最重的一次,当时,她七天七夜都没有苏醒,医生看过后让家人准备后事。那年,母亲刚满50岁。父亲和两个哥哥坚决不放弃,经过多方求医问药,七天后,母亲奇迹般的活了过来。可是,这次得病,使母亲的大脑严重受损,生活无法自理。在父亲的精心照顾下,七年以后,母亲脑子恢复了正常。

母亲生病后,我和妹妹还小,不会照顾母亲。父亲每天还要到生产队出工,挣工分养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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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父亲一路乞讨赶回家时,二哥已经在医院接好了腿,父亲赶到医院护理二哥。住院治疗的钱虽然有了着落,可家里带的那点少的可怜的粮食都不够二哥填牙缝。饿得发昏的父亲每天抽空到医院附近人家挖过的洋芋地里,捡回指头蛋大小的洋芋煮熟给二哥吃,他把土豆蔓放在太阳底下晒干,研碎,用水冲着喝下去充饥。后来二哥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就痛哭流涕。

五十二年前深冬的一天,大嫂嫁给大哥的时候,家里上有六十多岁的外婆,下有三个年幼的弟妹。当时二哥刚满十二岁,我不到四岁,妹妹还不满一岁,病了五年的母亲刚刚大病初愈,家里一贫如洗,

    家里放粮食的瓦缸见了底,山上的野菜都被挖光了,庄前屋后的榆树都被扒光了皮。眼看家里就要饿死人了,几位伯父做通了父亲的工作,将三哥送养给山里一户没有儿子的人家,给家中换回了救命的粮食,救活了一家人。正在吃奶的三哥是被父亲强行从母亲怀里抱走的,使爱子心切的母亲精神奔溃。她的精神病又一次复发,

1989年11月7日,我的二哥因车祸而离开了人世。对于我们家来说,真是天都要塌下来了。在这全家人都悲痛欲绝日子里,是大嫂帮助大哥为全家人撑起了一片天。

      我无法想像,父亲是怎样独自撑起这个风雨飘零的家的。他既要奉养老人、照顾病中的母亲,又要拉扯我们兄妹五人;他既要操持家务,又要到田里种庄稼,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忘不了一位长辈告诉我的一句话:“你们家中人口多,只有你大大(我们这里称父亲为大大)一个劳力,他经常一手扶犁一手点种。”我想象不出那是一种怎样的劳动情景,一只手扶着犁耕地,另一只手点种,这也许只有父亲才能创造出这样的劳动方式。

大嫂虽然身体瘦弱,力气小。但她在生产队劳动中,从不甘人后,没有一样农活能难得住她。在队里从队长到社员,没有人不佩服她的。

      父亲不愧是以为铁骨铮铮的男子汉,巨大的痛苦并没有压垮他。父亲心里明白,二儿子的离去,不仅使他的家庭失去了精神支柱,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经济来源。他不能倒下,他要为两个未成年的孙儿撑起这个家。

六零年,父母将三哥送养给人,换回了救活全家人赖以生存得粮食。母亲因此思念成疾,卧病在床后,外婆暂时寄居到西川的二娘娘生活。大嫂得知情况后,主动提出将外婆接回家赡养。外婆回来后,大嫂尽管很忙,但她只要有空,就给外婆洗衣做饭,尽心伺候。三年后,外婆含笑离开了人世。

      母亲身患精神病多少年,从没有离开过家,这离不开父亲对母亲的精心照顾。父亲常对母亲说:“没有我,你活不到今天,也许你早就跑丢了。将来你要走到我的前面哩,要不,我不在了,你走丢了怎么办?”以前只要父亲张口说母亲什么,母亲从不让步。只有父亲说这句话时,母亲一点儿都不反驳。由此可见,母亲虽然嘴上不说,但是从心底里是感激父亲的。

年轻的三哥和三嫂不会过日子,大嫂手把手地教他们料理生活。每当夏收和秋收季节,大嫂跟着大哥到三哥家里帮他们抢收粮食。三哥的两个孩子出生后,三嫂一个人照顾不过来,大哥和大嫂把他们三岁的女儿带回家照顾。侄儿上初中后,大哥大嫂把他领回老家上学。

      父亲回到家后,天天上山挖甘草。附近山上的甘草都被父亲挖完了,他就带上干粮到远处的山上去挖。为了不耽搁挖药挣钱,父亲常常是攒够一部分钱后,翻山越岭连夜步行往返60多里山路,给大嫂送救命的药钱。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医生对症下药不到一个月后,大嫂的病在一天天的好转,最后彻底痊愈。

母亲得病前,二哥和二嫂已经成家,随着一个个侄儿侄女的出生,全家已经有十一口人。为了便于生活,由父亲做主,一家人分成了三家。

      屋露偏逢连阴雨,不满七岁的二哥过马路时被一辆路过的大卡车压断了右腿,幸亏一个好心的过路人追回了肇事逃逸的司机,才使二哥被及时送到当地最好的医院,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在生产队里,原来我们家六口人只有父亲和大哥两个劳力,年年吃救济粮。大嫂结婚后家里七口人有三个劳力了,家里的生活逐渐地得到改善。

      为了不使父亲一辈子打光棍,在他刚满16岁那年,经人介绍,祖母送他到外公家做了上门女婿。父亲从小就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做上门女婿使他感到十分耻辱,就表现出非常的抵触和无奈。在外公家生活不到一年,他就偷偷地跑回了家。可是命运并没有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四年后,父亲又一次回到了外公家,和年满16岁的母亲成了亲,正式成为外祖父及外祖母的上门女婿。

我考上高中后,要去三十里外的学校上学。为了不影响我上学,大哥和大嫂再次向父亲提出合家,可父亲还是不同意。大哥和大嫂请来了伯父和堂哥说服父亲,还是没有成功。最后,大哥跪在地上清求,父亲这才答应了合家。

      二哥是父亲最钟爱的儿子,他在县城工作,工作十分优秀,去世前,刚被县上提拔到领导岗位。二哥说过,父亲受了一辈子苦,等他生活稳定了,一定要把父亲接到城里享福。可是他的愿望没有实现,就先父亲而去了。

在从此以后的近三十年里,母亲一直由大嫂照顾,在她和大哥的悉心照顾下,母亲的脑子恢复了正常,老年后生活能够自理。

      通过这件事,使当地的党组织了解了父亲思想进步,在对敌人的斗争中表现坚强勇敢,能够经受住考验,就吸收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入党后不久,全国解放,父亲是合作社里的积极分子,还被当选为合作社社长,他在工作中充满了干劲,带领社员们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嫂并没有嫌弃我们这个贫穷的家庭。而是一门心思地和全家人一起,为改变家里的贫穷面貌辛苦劳作。

      刘和刚的《父亲》再次在我的耳边响起:“……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央求您呀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

可是,那年参加师范录取考试,我以一厘之差而又一次落选。得知消息后,我觉得对不起家里人,就想寻死。我开始绝食,大嫂非常担心,她一边劝说我,一边亲自给我喂饭。那时,母亲还在病中,嫂子对我做的这一切,比母亲做的还要周到。

      母亲这次犯病,是因为她听三嫂说我的三哥被他的养父毒打致伤。那时,三嫂和三哥刚结婚结婚不久,三哥被打后她急忙回到家中告知父母,她还不明白这是全家人不能撞的红线。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国处于建国初期,国家正处于建设时期,全国上下所有家庭的生活都很困难。由于母亲长期患病,我们家更是一贫如洗。

      当时,母亲家里上有她的祖母和父母,下有同样招婿上门的母亲二姐一家人,还有三个尚未成年的妹妹。父亲带领一家人耕田种地,辛苦劳作,日子过得虽然艰难,全家人却从没有缺衣少穿,挨饿受冻。

大嫂和大哥结婚时,二哥刚满十二岁,他见证了大嫂为家里的付出。二哥虽然嘴上不说,但他从内心十分敬重大嫂。大嫂对二哥,比亲弟弟还要好。二哥的去世,大嫂十分悲痛。但她强忍着悲痛,劝慰悲痛欲绝的父母,安抚二嫂和两个侄儿,帮助大哥为二哥处理后事。

      大嫂的家在外婆家附近,父亲和大嫂的父亲在合作社工作的时相识,两人很能谈得来,他们就给自己的子女定了娃娃亲,成了亲家。

大嫂不仅孝顺老人而且对于我们兄妹照顾夜得非常周到。母亲得了重病到大嫂家生活后,父亲和我及妹妹的一日两顿饭,由我一边上学一边做饭。母亲得病前,刚过十三岁的我连开水都没有烧过。那时,我们的主食只有玉米和高粱。特别难做,我做出来的饭特别难吃。大嫂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她和大哥多次向父亲提出,把我们两家合成一家,由她照顾我们的生活。可父亲考虑到照顾母亲,已经给大嫂增加了很重的负担,合家后大嫂得负担会更重。所以坚决不同意。

      外婆一辈子本来就不讲理,父亲在家,还有所顾忌。父亲一走,生产队分给家里的口粮,必须先让她吃饱,不然她就会把家里闹的鸡犬不宁,母亲常常被外婆打得鼻青脸肿。大哥二哥饿得走路都迈不开步子了,不满三岁得三哥整日啼哭不止,母亲也饿得浑身无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母亲舍不得给她的小儿子断奶。大人本来就没有粮食吃,哪来足够的奶水喂他。三哥的身体十分瘦弱,走起路来东倒西歪。

从那以后,我每天放学后回到家里复习功课,家里的活再忙,嫂子也没有让我插手。

    思子之痛彻底击垮了母亲,从此以后,母亲的精神失常了,那年父亲24岁,母亲刚满20岁,由于母亲生活不能自理,父亲不得不辞去了合作社的工作。

父亲进入老年后,脾气很大,经常因为一件小事和大哥大动肝火。一次,父亲不知因什么原因用棍子打了一顿大哥,然后却离家出走了。过了几天,父亲回到了家里。当时,大哥不在家,大嫂为了让父亲消气,待父亲坐上炕头后,大嫂给父亲泡好了茶,还给父亲烟锅里装上烟,双手递给父亲。她在用行动在替大哥向父亲认错。

      父亲见到大嫂本人后,发现她的病比想象的还要严重,只见她骨瘦如柴,脸上已经没有一丝血色,嘴唇发白,并且不住地咳嗽,都咳出血了。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展得十分火热的时候,大嫂的父亲是富农成分,是生产队专政的对象,几乎每天都要参加批斗会。再加上他家的孩子多,家境贫困,没有钱给自己的女儿请医问药。当发现女儿已经病入膏肓的时候,急忙捎话把父亲请到家里商量,他流着泪对父亲说:“亲家,我的女儿得了重病,治不好了,她做不成你们的儿媳了,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大嫂看到学校里只有我一个人在复习,无不担心地对我说:“这么大的学校,你一个女孩子在这里复习,太不安全了。从明天开始,你放学后回到家里,找个安静的地方复习吧,家里的活不用你干。”嫂子关心我的话语,使我非常感动。

    随着父亲兄弟三人一天天长大,祖母也年过六十,没有能力为自己的三个儿子成家。五伯和一个乞讨的寡妇成了家,六伯被过继给了二祖父。只剩下了父亲和祖母相依为命。

大嫂心灵手巧,自从她和大哥成家后,父亲和哥哥们的脚上有了鞋子穿, 身上穿的衣服在大嫂的巧手缝缝补补下,虽然依然破旧,但是看起来十分整洁。

      总算熬过了饥荒年,随着我和妹妹的出生,母亲的病完全好了。家里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可是又发生了一件让父亲始料未及的事情,父母未过门的大儿媳病了。得到消息后,父亲急忙赶往她的家里看望。大哥和大嫂是在他们两岁的时候,由两家大人做主定的娃娃亲。

在母亲五十一岁那年,因耳闻三哥被养父毒打,痛苦过度,一口气憋住上不来,一连七天七夜都没有睁开过眼睛,家里人给母亲连棺材和老衣都准备好了。

      父亲一辈子热爱土地,他认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二哥去世前,二嫂已经农转非,只有两个侄儿在村里有地,但是他们也迟早也会成为城镇户口,父亲明白不论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都需要粮食维持生计。

在大嫂刚上五十岁时,可恨的病魔就缠上了她。她被医院查出得了很严重的心脏病,十几年来,大嫂顽强地和病魔抗争着。今年五月份,大嫂在北京协和医院做了开胸手术,手术非常成功,目前正在痊愈中。

当她的话音刚落,母亲就一口气憋住上不来,她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母亲肚子里的包越顶越高,等她叫来了住在隔壁的大嫂和二嫂时,母亲已经昏死过去了。

大嫂和大哥结婚五十多年来,她孝敬老人,关心兄妹,照顾子侄,为了我们的家呕心沥血,辛苦付出,她是我们全家人的功臣。

      尽管如此,大哥和二哥还是没有放弃让三哥回归家庭的愿望,一是想弥补父母送走儿子的缺憾,二是他们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好了,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搬回救过自己命的弟弟一家是他们多年的心愿。

      可是这样的好日子还不到十年,母亲又一次犯病了。自从三哥被送走后,母亲得知他的养母虐待三哥,就一个人常常偷偷的哭泣,天长日久,就得了严重的肝郁气。三哥名字是家里人不能撞的红线,如果谁不小心提了三哥的名字,母亲就会犯病。一犯病,肚子就会顶起拳头那么大的包。母亲每次犯病,父亲或哥嫂就会用双手用力按住那个包,不能让它上行到胸口,否则,母亲就昏过去的。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生活的苦涩有三分,您却持了十分……”每当听到刘和刚唱的这首《父亲》,我都泪流满脸,不由得想起我的父亲。生活的苦涩有三分,我的父亲却持了不止十分。

      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里,父亲所在的村庄经常遭到驻扎在附近的国民党残部和土匪的骚扰。一次,马步芳所在的国民党的一股残匪窜入父亲所在的村庄,抢粮食、抓壮丁、无恶不作。父亲带领村子里年轻人进行反抗,被他们抓住后,在树上吊了整整一天一夜,父亲都没有屈服。

      父亲是一个敢于担当,责任心很强的男人,尽管不情愿当上门女婿,可是既然已经结了婚,就和母亲一心一意地过起了日子。由于年轻的父亲头脑灵活,勤劳能干,和母亲结婚不久就得到了外祖父的信任。外祖父把掌管一大家人生活的大权交到了父亲手中。

      二哥不顾父母的反对,亲自到乡村两级政府办好一切手续后。他专门请假给三哥搬家。可是就在搬家途中,发生车祸,二哥和前来帮忙的一个侄子当场身亡,三哥三嫂也身受重伤住进了医院。

      父亲在合作社当社长期间,一心扑在工作上。忽视了对家庭和孩子的照顾。外祖父去世那年,父母的长子刚满三岁,他聪敏伶俐,深得全家人的喜爱。外公去世后,外祖母给他披麻戴孝,为外公送终。

        六零年,家里的生活极度困难,由于家里人口多,生产队分的口粮不够吃。父亲为了给家里省下口粮,一个人外出讨生活,险些客死他乡。父亲走后,家里的生活不仅没有得到改善,而且因为没有了主心骨,日子过得更艰难了。

        俗话说:人生三大痛苦事,幼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我的大大(父亲)一生就经历了幼年丧父,中年丧子的两大痛苦事。虽然母亲陪伴父亲走完了一生,但是母亲大半生都在疯癫中度过,父亲给我们兄妹五人既当爹又当娘,还要照顾我病中的母亲和我那一辈子都不让人省心的外祖母,在艰难的生活中,父亲不知独自咽下了多少苦涩泪水个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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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外曾祖母和外祖父都已去世,最小的姨娘也已出嫁了,只有年过六十的外祖母还健在,父亲基本上完成了他上门女婿的使命,带着一家人离开了那给他带来屈辱和痛苦得地方,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那时,大哥九岁,二哥四岁。回到家乡后,没有地方住,一家三代人寄居在二伯父家的一个破窑洞里,生活十分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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