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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锁的房间

文章作者:小说 上传时间:2019-08-12

马丁·贝克又在梦中飞了起来——蟋伏着身子疾驰过一片平原,被一群穿着宽松外套的男人包围着。他看到面前有一座俄国的炮座,一根枪管从沙袋之间伸出来,对着他,像是死神的眼睛。他眼见那堵围墙直接向他冲过来,越来越大,直到遮住了所有的视线——然后整个影像变黑。那一定是巴拉卡瓦,然后他站在里昂桥上。精神号还有玛丽皇后号刚刚才随着一阵爆炸沉入大海中,一个传讯的人冲上来大叫说:“皇家公主号已经爆炸了!”比提向前弯下身去,他的语气平静,但大声地盖过炮火声吼着说:“贝克,我们这艘破船今天似乎有点问题。转向两点钟方向,靠近敌人的船。”之后的景象就像平常在加菲猫和古托狗漫画里看到的一样。他跳下马背,冲过火车站,然后用身体挡住子弹。正当这个时刻他吸入最后的一口气,警察署长过来在他被打开的胸口上挂上一面奖牌,并解开一卷类似羊皮纸的卷轴,卷着他的舌头说:“你已经被升为国家委员,薪水变成B3等级。”总统在月台上蟋成一团,头上还戴着他的帽子,然后一阵烧灼的痛楚刺痛了他,然后他就睁开眼睛。他躺在自己的床上,整个人浸在汗水中。那些回锅梦变得越来越糟糕。这一回古托狗看起来像是前巡逻员艾瑞克森;总统加菲猫则像个优雅、古老的绅士;警察署长还是警察署长。而比提则如一九一九年在比斯马克时一样,被月桂树花圈和傲慢的空气包围着。他的梦一如往常,充满了荒谬的怪诞的情节。大卫·比提从没说过“转向两点钟方向,告近敌人的船。”根据现有的资料显示,他的命令是:“契特菲尔德,我们这艘破船今天似乎有点问题,转向两点钟方向准备靠岸。”当然,对这个梦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差异。转向两点钟方向,在这种情形下,就等于是转向敌人。在以前的梦中,古托看起来像是约翰·加罗汀,而那把枪是哈默里型的。而现在,当他变成艾端克森的时候,他的枪也变成德林加手枪。此外,只有费罗伊·詹姆斯·亨利·索默谢特当然还是穿着宽松的外套在巴拉卡瓦那儿。他的梦里既没有诗韵,也没有什么道理。他起身脱下睡衣,然后洗个澡。冰冷的水使他打了一阵寒颤,也让他想到李。在往地铁的路上,他想起自己昨天下午那些不正常的行径。他坐在维斯保加房间里的书桌旁,突然感觉到一种不愉快的孤独感。库尔保进来打声招呼,问他可好,这是个狡猾的问题。他准备好的答复是:“哦,不太坏。”库尔保只现了一下身就离开了。他全身是汗,似乎非常匆忙,在门口时他说:“韩斯街的那件案子应该算是解决了,而且我们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当场逮到莫斯壮和莫伦。对了,你手上那件上锁的房间的案子办得如何?”“还可以。无论如何,比我预期的好。”“真的吗?”库尔保说。停了几秒之后,他说:“我认为你今天看起来比较有精神,再见。”“再见。”然后又留下他独自一个人,他在想着斯维瓦。同时他想到李,她给他的比他预期的多,就一个警察的观点来看。她提供了三个思考的方向,也许可以算四个:斯维瓦吝啬得有些病态,至少有好几年;他一直把自己关在房子里虽然里面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斯维瓦病了一段日子,而且在死亡前不久还到放射科诊所去看过病。斯维瓦可能藏了一些钱吗?如果是的话,又在哪里?还是有什么事吓倒斯维瓦了吗?如果是的话,那又是什么事?在他的窝里惟一让人想到可能有价值的、被锁住并闩在房间里的事物,就是他自己的生活。斯维瓦到底患了什么鬼病?放射科诊所说是癌症。而无论如何,假如他是个快完蛋了的人,他还有什么好躲的?也许他害怕某个特定的人?那,是谁?而如果他真像其他人形容的那么小气,他为什么要找一个比较贵,而又属于次等的房子来住?一大堆的问题,难以理解的问题。但不是全都无解的,只是无法在几个小时里就找到答案,它们可能要花好几天的时间。为什么不可能是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呢?也许要好几年,或许也要一辈子。而弹道的调查又是怎么了?这是他应该着手弄清楚的。马丁·贝克拿起电话。今天真不是个好日子。他拨了六个电话,四个在一个女孩子说“请等一会儿”之后就被挂断了。最后他终于找到那个十七天前曾经打开过斯维瓦胸腔的女孩。“当然,”她说。“现在我想起来了,有个警察找我去挖出那颗子弹。”“探员巡官隆。”“我想是他,是的,我不太记得了。不管怎么样,不是稍早的那一个家伙就是了,我是指亚道·加斯塔森。他似乎没有什么经验,他开头总是说‘当然’或‘这样’。”“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噢,就如我上次告诉你的,刚开始警察似乎根本不注意这个,没有人要求做弹道的对比,最后还是那个北方佬打电话来要我做的。其实我也不完全知道应该怎么处理那颗子弹,但是……”“哦?”“把它丢掉好像不太对,所以我把它装进一个信封里面,然后记下一些要点,像它是怎么来的等等,就把它当作是一件谋杀案来看待。可是我一直到后来才知道要拿到实验室去做化验,而且很紧急。”“那你怎么处理那信封的?”“我把它放到一边去,然后忘记放在哪儿。我是新来的,所以没有自己的档案柜,可是最后我还是找到而且送出去了。”“拿去检验?”“哦,那就不关我的事了。我只是想,如果做弹道检验的人拿到它应该就会知道怎么做,即使是个自杀的案子。”“自杀?”“当然,我写在上面了,那个警察一来就说这是自杀案件。”“嗯,那样的话我就应该打电话找实验室的人了,”马丁·贝克说。“但是还有一件事我想要问你。”“什么?”“在验尸期间你注意到什么特别的事情吗?”“有啊,他开枪杀了自己,在警方的报告里写得很清楚。”“我说的是其他的事。你觉得斯维瓦有没有可能在生前病得很严重?”“没有,他的内脏似乎都很正常,但是……”“但是?”“但是我没有很仔细地检查他所有的内脏,我只是确认死亡原因而已。所以我只看了胸腔部分。”“你是说……”“心和肺,大概就这样吧,它们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已经不会动就是了。”“除此之外他可能患任何疾病吗?”“当然,任何疾病,从痛风到肝癌。对了,你为什么问我那么多有关这个案子的问题?你只是做例行的调查而已,不是吗?”“问题是我们例行工作的一部分。”马丁·贝克说。他结束了问话,然后想随便找一个实验室里的弹道专家谈谈,不过都找不到人,于是他不得不打电话给那个部门的首长。那是一个叫奥斯卡·亚姆的男人,他是一位有名的犯罪学家,但是却是个讨人厌的人。“哦,原来是你,是吗?”亚姆酸溜溜地说,“我听说你要调升为委员,不过也许只是传闻罢了。”“你怎么知道?”“那些委员不是在外面打高尔夫球、在电视上说些无意义的事,”亚姆说,“要不就是坐在房间里想着自己的前途。反正他们是不可能打电话给我,还问这么多大家都知道的问题。现在又是什么事?”“我只是想问一个弹道对比的结果。”“只是?是哪一件案子,如果我可以知道的话?随便一个疯子都会送个案子来,我们现在有一大堆案件堆在这里没有人处理。前几天我们拿到一个米兰德送过来的马桶,那个人想知道有多少人在里面拉过屎。它都快满出来了,当然已经好几年没有清过了。”“实在有些恶心。”佛烈克·米兰德曾是凶杀组里的一个警探,许多年前他是马丁·贝克手下的一员大将,不过后来被转到窃案组,上层的人希望他可以控制那里猖狂的窃贼。“是啊,”亚姆说,“我们的工作是有些恶心,但是似乎没有人了解。警察署长这几年根本没有来过几次,而且去年春天我问他是否能和他谈谈的时候,他写了个便条说他正在为可预见的未来烦恼。”“我知道你很为难。”马丁·贝克说。“没错,”亚姆感到有点安慰地说。“你几乎无法想象这里的情况。但是只要有些许的鼓励或谅解,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值得高兴的。不过我们还没遇到过,当然。”这种人极爱发牢骚,而且是无药可救的;不过也很聪明,对谄媚的话很敏感。“所以你能熬过来也是很难得的。”马丁·贝克说。“还不只这样呢!”亚姆现在变得非常仁慈。“这是个奇迹。好吧,你要问什么弹道的问题?”“那是从一个被枪杀的家伙身上拿出来的子弹。他叫斯维瓦,卡尔·爱德温·斯维瓦。”“是的,”亚姆说,“我知道这个案子,典型的故事。自杀嘛,他们是这么说的。验尸人员把它送过来,可是没有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不知道是要镀上金,然后送到警察博物馆去或做些什么;还是这是礼貌地暗示我们应该放弃一切,拿颗子弹毙了自己?”“那颗子弹长得什么样子?”“那是颗手枪的子弹,击发过的。你没拿到那把枪吗?”“没有。“那怎么能确定是自杀?”一个很好的问题,马丁·贝克在他的笔记簿上记上一笔。“子弹上有任何特征吗?”“噢,它有可能是从一把点四五的自动手枪里射出来的,不过这种枪有很多种。如果你把空的弹壳拿来给我们检验,也许我们可以告诉你更多的东西。”“我还没有找到弹壳。”“没找到?我可以知道斯维瓦这家伙向自己开了一枪后做了些什么吗?”“我也不知道。”“通常像这种身体里有颗子弹的人,行动应该会变得迟缓,”亚姆说。“他们没办法做些什么,大部分的情况下只能躺下来等死。”“是的,”马丁·贝克说。“非常谢谢你。”“谢什么?”“谢谢你的帮忙,也祝你好运。”“请你不要说笑。”亚姆说。他放下电话。原来是这样的。不论斯维瓦是被自己或是别人杀的,都不会有什么差别,只要用一把点四五的枪就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即使没有击中心脏。但是这次的谈话有什么具体的结果吗?没有武器,甚至连弹壳都没有,光一颗子弹是无法成为证据的。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亚姆说那应该是把点四五的自动手枪,而且他也知道自己不应当对不能够证实的事情骤下结论。所以斯维瓦是被自动手枪杀死的。而其余的事还是一无所知。斯维瓦似乎不是自杀的,而且也不可能是被别人射杀的。马丁·贝克继续他的工作。他从银行着手,因为经验告诉他这要花许多时间。没错,瑞典银行的秘密并不像外传的那么严重,还是有数以百计的财务机构在运作,但是它们的利率低得可怜,所以许多小额的存户都比较喜欢把基金存在斯堪地那维亚国家中,而多数是存在丹麦。他继续打电话。这就是警察的工作,你要到处找人问话,问别人认不认识这个人,他的住址和社会安全号码是这个、那个;这个人的帐户交易情况如何,是否有安全保管箱……虽然这类问题很简单,但仍有许多人要问。此外今天是星期五,没多久银行就要关门了,期望尽早在下星期开始之前得到任何答案似乎是不切实际的。他也想知道斯维瓦去检查的那家医院医生的证词,但是这必须等到下星期一才能有结果了。就他的职责范围而言,这个星期五结束了。此时的斯德哥尔摩正处在一片混乱中,警察变得歇斯底里,而大部分的民众则惊惶失措。马丁·贝克甚至没有发现这一点。从他的窗户看出去,可以看到一条发臭的高速公路和一片工业区,而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它不再像平常那样令人困扰或厌恶。到了七点钟他还没有回家,虽然他已经下班两个小时,而且也不能再做什么调查访问以让情况更明朗。努力了一天,他只得到一些无关痛痒的消息,最具体的大概就是他的右食指的疼痛了,那是他拨了一天电话的成果。这一天他最后的任务就是在电话簿里找出李·尼尔森的电话。当然,她的名字出现在里面,但是上面没有标明她的职业。他的手在拨盘上移动的时候,他想到自己不知道要问她什么,至少没有什么关于斯维瓦的事好问了。要说这是工作上的需要,根本是在自我欺骗。事实上没什么,他只想知道她是否在家;而他真正想问她的事也很简单:我能过去坐一会儿吗?马丁·贝克的手从电话上移开,然后把电话簿堆到它们平常堆放的地方。接着他就整理书桌,丢掉一些多余的废纸,把铅笔放回他们应该在的地方,也就是笔筒里。他很小心,慢慢地做着这些事,事实上他是想拖时间。他花了一个半钟头去确定一支原子笔的机械装置已经坏掉,然后才把它丢进废纸篓里。南区警局里当然还有别人,在不远的地方,他听到几个同事用尖锐、愤怒的声音在讨论一些事情。他对他们正在谈论的事一点也不好奇。出了大楼后,他走到米茨森马克兰森地铁车站。在那里他必须等一段不算短的时间才会有火车。从外面看,这个火车还不错,但是里面早就被破坏得乱七八糟,椅子歪歪斜斜的,所有能够移走、拆下的都被搬走了。他在旧市区下车,然后走回家。穿上睡衣后,他翻冰箱找啤酒,又到厨房的壁橱里找酒;可是他知道自己应该是什么都找不到的。马丁·贝克开了一罐俄国螃蟹,自己做了几个三明治,然后他拿出一瓶矿泉水。食物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个人坐在那里啃着它,实在是沉闷至极。当然,他从星期三开始就沉闷到现在,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严重,可以这么说。他懒得再做什么了,所以他拿了一本还没看完的书上床。那刚好是雷·帕金写的有关爪哇湖战役的历史小说。他从头读到尾,发觉这本书写得很糟。他不了解为什么有人要把它翻译成瑞典文,他想看看到底是哪一家出版社出的:挪斯帖。塞缨尔·埃利奥特·莫里森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二大洋的战争》,在那本书中他处理过相同的题材。在九页的文字中,他毫无遗漏地表达出令人振奋的情境,较之帕金以二百五十七页所描绘的画面还要逼真。在睡觉前,他想到意大利酱面条,同时他对明天有点期望。一定是这种毫无缘由的感觉让星期六和星期日似乎空虚得令人难以忍受。多年来,他第一次感觉到孤独的痛苦,第一次心情不平静。他出门去。星期日他还搭汽船到马里菲德,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帮助。即使是在户外,他还是觉得自己是孤立的。他的存在本身就有一些不对劲,有些事他还没准备好。他观察身边的人群,发现他们要不是不知道,要不就是不愿承认自己和他其实有相同的处境。星期一早晨他再次醒来。古托狗这次看起来像是加罗汀,并且射了一发点四五自动手枪的子弹;而马丁·贝克举行他的牺牲仪式的时候,李·尼尔森出现在他面前,并且问他说:“你到底是在做什么?”稍后他坐在南区警局里敲着电话。他从放射科诊所开始。最后他得到想要的答案,但是并不是非常满意。斯维瓦在三月六日那个星期一曾经进过医院,但是第二天他就被转到索思医院的传染病部门。为什么?“我也不太记得,那已经是好久的事了。”接电话的那个秘书好不容易才从一叠文件中找到斯维瓦的名字。“他显然不是我们这里的病人,我们这里没有他的记录,上面只说他是被一个私人医生送到我们这里来的。”“哪一个私人医生?”“伯格朗得博士,普通科医师。对,就在这里。我看不懂入院证明上写的是什么,你也知道医生的笔迹都是一样的,而且这张复印的照片不是很清楚。”“上面的地址呢?”“他的办公室吗?奥登街三十号。”“至少地址还算清楚。”马丁·贝克说。“它就印在边上。”那位秘书简洁地说。伯格朗得博士在自动电话答录机上留言,说他要到八月十五日才会回来。当然,那个医生是度假去了。然而马丁·贝克没有耐心再等一个多月,他要立刻知道斯维瓦患的是什么病。所以他打电话到南方医院。不过那是家大医院,电话线路非常繁忙,他查了两个多小时才确知卡尔·爱德温·斯维瓦事实上是三月住进传染性疾病部门的;更精确地说是从七月那个星期二一直住到十八日那个星期六。然后就他们所知,他就回家休养了。至于他是因为痊愈了才出院,还是因为无药可救了才回家等死呢?这个问题就无从得知了,负责的医生正在忙,所以没时间听电话。这逼得马丁·贝克必须亲自出马去拜访一下。他搭计程车到南方医院,绕了一下才找到正确的地方。而十分钟后,他已经找到应该知道所有有关斯维瓦健康状态的人,并坐在他的办公室里。那个医生是个年约四十的男人,身材略为矮小,头发是黑色的,眼睛的颜色是中性的——蓝灰色,还带一点绿色和淡棕色。马丁·贝克在身上摸着根本不存在的香烟的同时,那个男人戴上一副牛角框的眼镜,并且仔细地翻着他的记录簿。沉默了十分钟之后,他把眼镜推到额头上,看着他的访客说:“没错,没错。你想知道些什么?”“斯维瓦得的是什么病?”“他根本没有病。”马丁·贝克思考着这个令人惊讶的结果。然后他说:“那他为什么在这儿呆了快两个星期?”“精确地说是十一天。我们替他做了全身检查,因为他有些症状,所以被私人医生介绍到我们这里。”“伯格朗得博士?”“是的,这个病人自认病得很严重。他的脖子上有些肿瘤,而左边腹部也有些硬块,只要轻轻地压就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所以他像其他人一样,以为自己得了癌症。他去找私人医生,那个私人医生觉得那些症状可能是种警讯。事实上一般的医师很少有诊断这类病症所必备的装置,他们的诊断也未必是对的。就像他的情形一样,医生做了错误的诊断,而病人就立刻被送到放射科去了。到了那里,他们只能记录说这个病人的诊断结果不正确,然后他就被送到我们这里来。在这里他做了一连串完整的检验,我们总是非常彻底地检查病人。”“结果是斯维瓦根本没有任何问题?”“大致上来说,是的。他脖子上的那些东西可以马上确定毫无危险性,那只是因为肥胖造成的;他腹部的瘤就需要仔细地检查。此外,我们还做了血管摄影,也对他所有的消化系统做了X光检查。还有,我们做了肝脏切片和——”“什么?”“肝脏切片吗?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在病人的身体侧边插一根管子,并且抽出一小片肝脏。事实上他就是我亲自做的。然后样本送到实验室,由他们分析是否有任何的癌细胞,不过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的癌细胞,那个瘤应该是个包囊,长在结肠上……”“你说什么?”“肠子,上面有一个包囊。那不至于危及他的生命,其实只要动个手术把它拿掉就行了,但是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这么做,病人并没有任何不适感。他是说过曾经感到疼痛,但是那很明显是心理或情绪所引起的自然反应。”医生停了一下,亲切地望了马丁·贝克一眼,那种眼神就像是在对一个小孩子,或其他未受过什么教育而没有生活目标的人说话一样,他解释道:“也就是他想象出来的痛。”“你和斯维瓦有任何的接触吗?”“当然,我每天都和他谈话,在他被准许回家之前,我们还长谈过。”“他的反应如何?”“刚开始他以为自己患了他想象出来的病,他确信自己得了不治的癌症,而且很快就会死亡,他以为自己活不过一个月。”“事实上他是没有活那么久。”马丁·贝克说。“真的吗?他死了?”“被枪杀的,可能是自杀。”那个医生摘下眼镜,并沉郁地用他白袍的一角擦着。“我觉得他不大可能是自杀的。”他说。“哦,为什么?”“我已经说过,在让斯维瓦回家之前我和他长谈过。在我说明他其实非常健康后,他松了一口气;在这之前他的状况是不太好,但是之后他就完全改变了过来,他变得很快乐,没什么不对劲。我们给了他一些消除疼痛的药,也观察到他的痛苦马上就消失了。那只是些药丸……就当作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其实它们根本不能减轻身体上的痛苦。”“所以你认为他不可能自杀?”“他不是那种人。”“那他是哪种人?”“我不是精神病医师,但是我的印象里他是个坚强、不易沟通的男人。我知道这里的一些医护人员和他有些不快,觉得他要求太多,对事情都愤愤不平。但是到了最后几天就没有这种情形了,因为他知道抱怨只不过是他对生命受到威胁时一种抗拒的反应。”马丁·贝克低头沉思了一阵子。然后他说:“我想你不会知道他在这里的时候有哪些访客吧?”“不,我不知道,他告诉我他没有朋友。”马丁·贝克站了起来。“谢谢,”他说,“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些,再见。”他走到门口时,那个医生说:“关于他的访客和朋友,我想到一件事。”“什么?”“噢,斯维瓦有一个亲戚,他收到他的信,一个侄子。我在接听电话的期间,他打电话来问他的叔父情况如何。”“你怎么跟他说?”“他的这个侄子打来的时候我们刚做完检查,所以我告诉他斯维瓦的健康情形非常好,还可以活许多年这个好消息。”“那个男人的反应如何?”“他似乎很惊讶。显然斯维瓦也让他以为他生了重病,大概不能活着从医院走出去。”“他的侄子告诉过你他的名字吗?”“好像告诉过,但是我不记得了。”“我还想到一件事。”马丁·贝克说。“每个人住进医院的时候不是都会留下他的朋友或至亲的名字和住址,以防他们……”他没有继续说下去。“是的。你说的没错。”那个医生一边说,一边又戴上他的眼镜。“让我看看,这里应该有一个名字……是的,在这里。”“是谁?”“李·尼尔森。”马丁·贝克穿过坦托兰登公园,脑筋不断地转动着。没有人来抢他,或敲他的头。放眼望去,到处都是酒鬼。他们三三两两地躺在树丛后面,大概是在等着别人来照顾他们。他现在真的找到一件事可以想了。卡尔·爱德温·斯维瓦没有任何的兄弟或姊妹,那他哪儿来的侄子?现在马丁·贝克有理由到图尔街去,在这个星期一的傍晚。而事实上他已经快到那儿了。但是到了中央车站的时候,他必须换车;这时他改变主意,坐回两站,在斯卢森下车。然后他沿着史凯普斯本码头走,想找找看是否能看到什么有趣的船。但是码头上只有几艘船而已。突然他注意到自己很饥饿。他忘记去买东西了,所以他到一家叫“金和平”的餐厅去,里面有一些观光客到处找人问有哪些有名的人曾坐过什么位子那类烦人又白痴的问题。在他们的注视下,他吃着火腿。去年他曾经让自己变成众所周知的人物,但是人们的记忆是短暂的,如今他的名声已经随时间而被人淡忘。付帐的时候,有一件事提醒了他,这是好久以来第一家他进来用餐的餐厅。在他行动不便的那段时间,原本就已经过高的食物价格变得更离谱了。回到家之后,他感觉比平时更不安,而且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就在房子里游荡,之后才在书本的陪伴下入睡。那本书既不够无聊到让他想要睡觉,也不是那么有趣而能让他保持清醒。大概到了三点左右,他起床服了几颗安眠药。通常他会克制住,尽量不要吃药。药效很快就发挥了作用,第二天他醒来时,还是觉得浑身无力;然而他睡眠的时间已经超过他平常所需,而且没有做梦。一进办公室,他立刻彻底地读过他的笔记,开始这一天的调查工作。这让他一直忙到午餐时间。中午他只喝了一杯茶,吃了几片干土司。吃完饭后他去浴室洗手。回到办公室,发生了一件事:电话响了。“贝克组长?”“是的。“我是韩得斯本肯,”那个男人说明他是在哪一家银行的分行工作后,继续说道:“我们收到你询问一个客户,卡尔·爱德温·斯维瓦的信函。”“是吗?”“他在我们这里有帐户。”“里面有钱吗?”“是的,数目相当可观。”“多少?”“大约六万元。这些钱……”那个男人突然沉默了一下。“你想要说什么?”马丁·贝克问道。“噢,我认为这个帐户有些奇怪。”“你那里有记录吗?”“当然。”“那我可以立刻过去看看吗?”“当然可以。你直接找我就可以了,我的名字是班特森,我是经理。”能出去走动一下让他感到很轻松。那家银行在奥登街和斯威瓦根的街角上,虽然交通状况不太好,他还是在半个钟头以内赶到那里。那个经理说得没错,斯维瓦的帐户是有些奇怪。马丁·贝克坐在柜台后面的桌旁研究这些文件。他很庆幸这个制度给予警察和其他相关当局完全的权力,可以随时调阅私人的资料。银行经理说:“最引人注意的,当然,是这位客户有支票户头。如果他开的是存款户头之类的,那还没什么,毕竟利率比较高些。”他的观察是对的。但是更令人觉得奇怪的是,固定一段时间就会有七百五十元存入他的户头中,通常是在每月十五到二十号之间存的。“从上面看来,”马丁·贝克说,“钱都不是直接由你们分行支付的。”“不,从来没有过,存款都是在别处存进去的。如果你看得出来,组长,你会知道他们都是先存进其他银行的分行,通常都不是我们这家银行的分行。技术上来说这没有什么区别,因为钱最后都会汇到斯维瓦在这里的户头。但是通常在这种固定的交易背后都会有一大套的系统。”“你是说斯维瓦把钱放进自己的户头里,但是不想被别人知道?”“嗯,直觉上,是的。把钱存进户头里的时候,根本不必写明是谁存的。”“不过还是必须填写存款单,不是吗?”“不尽然。许多人对这个系统还不习惯,而这时候柜台人员通常就只填写存户的名字、帐号和分行的行号,这是我们提供给客户的一项服务。”“那些存款单呢?”“我们会给顾客复本,算是收据。当付款存进户头后,银行不会再寄任何通知,除非顾客要求。”“那原件在哪里?”“全都集中处理。”马丁·贝克的手指从头扫到最后。然后他说:“斯维瓦没有提过钱吗?”“没有。在我看来,这也是最奇怪的事情。他从来没有在这个帐户上开过一张支票;而且我已经调查过,他甚至没有支票簿,至少这几年里没有。”马丁·贝克的精神因此而振奋了起来,他擦着鼻子,在斯维瓦的住处没有找到任何支票簿,也没有什么存款单的副本或银行的通知。“这里有人认得斯维瓦吗?”“没有,我们这里没有人见过他。”“这个帐户开了多久了?”“似乎是一九六六年四月开户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每个月就有七百五十元进来?”“是的。而最后一次存进去是三月十六号,”那个男人看了一下日历,“是星期四。下一个月就没有钱进来了。”“理由很简单,”马丁·贝克说。“在那之后斯维瓦就死了。”“哦?我们没有收到通知。如果是这样,通常死者的亲戚会和我们联络。”“他似乎没有什么亲戚。”银行经理看来有些不知所措。“至少目前没有,”马丁·贝克说。“保重。”他觉得自己最好在银行被抢之前赶快离开。如果他当班的时候不小心碰到这档子事,他就不得不和特别小组的人纠缠,这是他最不愿碰到的情况。案子有了新的进展。六年来每个月都存进七百五十元,这么规则的收入倒是很少见。而且斯维瓦从来没有花过任何一毛钱,所以已经累积了相当的数目:五万四千元。对马丁·贝克而言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对斯维瓦这更几乎是一笔财富。所以李先前提到他的底垫里可能有些钱的事,与事实差不多,惟一的差异是斯维瓦理性得多了,他非常有耐心。这个新的发现让马丁·贝克必须重新计划他的调查程序。下一步应该和税务当局的人谈一谈,不管怎么样,一定得看一看那些可能已归档的存款单。国家税捐处的人不认识斯维瓦,他们把他当作是贫民。他们称那种精巧的剥削为食品增值税,而且对它很满意——这项税收是特别安排的,用来打击那些已经逃过稽查的人。噢,这些钱一定不是斯维瓦辛劳工作赚来的。有人说那是他从退休金上节省下来的?太荒谬了。那么那些存款单呢?银行总公司很快就调出最后二十二笔交易的存款单(如果他没算错的话,总共应该有七十二笔),而那个午后马丁·贝克一直坐在那儿看着它们。这些存款单全部是从不同分行送来的,而且笔迹都不相同,也都是经由不同的出纳员处理的。当然他可以一一的问那些人是否记得来存款的客户,但是这会耗掉一大堆时间,而且非常可能不会有任何结果。有人会记得几个月前一个在自己的户头之内存了七百五十元的人吗?答案很简单,不会。那天稍晚,马丁·贝克又回到家里,用他那个纪念一九一九年和平运动的马克杯喝着茶。他看着杯子,想象如果那个把钱存进帐户中的人看起来像菲尔德·马歇尔·海格那么诡异的话,那么每个人都会认得出他来。但是有谁长得像海格吗?没有,即使在最诡异的电影或影集中也没见过。这个晚上如同先前一样,一切都有些改变了。他还是不太宁静也感到不满足。但是这一回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忘却他的工作:斯维瓦,那个愚蠢的、上了锁的房间,那个付钱的神秘男子。他是谁?可不可能弄了半天原来就是斯维瓦本人?不,斯维瓦绝不可能给自己找这种麻烦;而且像斯维瓦这样一个仓库管理员,也不可能会想到去开一个支票的户头。不,钱应该是别人存进去的,而且应该是个男人。不可能会有个女人走进银行,说她叫做卡尔·爱德温·斯维瓦,然后存七百五十元到她自己的支票户头。但是又为什么有人要给斯维瓦钱?他必须先将这个问题暂时放到一边,晚一点再找答案。还有一个人他必须弄清他的身份,就是他那个神秘的侄子。最令人困惑的是那个非要置斯维瓦于死地的人(就在四月或五月初某个时候)——即使那老人已把自己关在一座城堡,一间从里面反锁的房间里。这三个可能是同一个人吗?存款的人、那个侄子、还有杀死他的人?嗯,这个问题值得好好地想一想。他放下马克杯,然后看了看钟。时间过得真快,都九点半了,要出去嫌晚了些,但是,他又想到哪里去呢?马丁·贝克挑出一张巴哈的唱片,打开电唱机,然后他走开并且躺下。他的脑筋还在转着。如果忽略所有不吻合的地方和疑问,他可以从手头上现有的资料编出一个故事。那个自称是他侄子的人、那个把钱存进去的人、那个谋杀者,其实是同一个人,一个男人。六年来,斯维瓦一直恐吓他,要他每个月付他七百五十元。然后斯维瓦吝啬得有些病态,他从来没有用过任何一毛钱;那个受害人仍然年复一年地付钱,最后斯维瓦存够了。马丁·贝克认为把斯维瓦当成一个恐吓者并不特别的困难。但若要恐吓别人,他必须握有受害人的把柄,必须对他勒索的人造成威胁。在斯维瓦的房子里没有什么能够定一个罪的资料;当然他可能在银行租用了一个保险箱放那些东西,但如果这样的话应该迟早会被警察注意到。不管怎样,一个人要恐吓别人必须拥有一些消息。一个仓库管理员可能从哪儿得到这些消息呢?在他工作的地方,或者是他住的房子里。每个人都知道斯维瓦只在这两个地方出入,不是在家就是在他工作的地方。但是斯维瓦到一九六六年六月就没有工作了,这比第一笔钱存进去的时间还早了两个月,所以这些事发生已经超过六年了。斯维瓦后来都在做什么?他醒来的时候,唱片还在转着,如果他做过什么梦,他也已经忘记了。星期三。他很清楚今天的工作应该从哪里开始:散步。但是不是到地铁车站,那个在维斯保加的办公室并不吸引他,他觉得今天自己有很好的理由不去那儿。相反地,他想要沿着码头晃晃,然后向南步行,沿着史凯普斯本穿过斯卢森,再沿着斯塔加敦码头向东走。这是斯德哥尔摩中他最喜爱的地方,尤其当他是小孩子的时候。那时所有的船都系在这儿,上面载着从各地运来的货物。如今,真正的船已经不多了,那种盛况已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埃恩渡船,上面都是些木条和酒。真是大不如前啊!以前那些赋予港口活力的装卸工人和水手们也逐渐凋零。今天他又有些不同的感觉。他喜欢在新鲜的空气中散步,轻快地走着,他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也让他的思路自由地奔驰。他思考着那些有关他升迁的谣言,而且倍伤脑筋。十五个月前他犯了那个可悲的错误后,马丁·贝克的确非常害怕会发生这种事——被工作绑在书桌边。他总是喜欢在外面工作,或至少到他想去的地方。一想到坐在一间办公室里,里面有一张会议桌、两幅“真正的油画”、一张旋椅、一张客人坐的扶手椅,地上铺着便宜的地毯,还有自己的私人秘书——今天想起这些来比一个星期前还要令人毛骨悚然。不只是因为这些谣言重重地打击了他,也是因为他开始考虑过那种结果。也许他为了生活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完全无意义的?轻快地走了一个半钟头后他到达了目的地。这间仓库是一栋古老的建筑,当初设计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要停放车辆或配合现代的需求,所以不久将被拆毁。里面没有什么人在工作。仓库管理员应该坐在那儿的那间办公室是空的,而且从前这位重要的人士用来监督工人的玻璃窗积满了灰尘,事实上其中一块玻璃还破了,而且墙壁上的日历是两年前的。在一堆不怎么引人注意的货物旁边有一辆推高机,后面站着两个男人,一个穿着橘色宽松的工作裤,另一个穿着一件灰色的外套。他们各自坐在一个塑胶啤酒箱上,另外一个上下颠倒的箱子放在他们之间。其中一个男的相当年轻,另一个看起来大约七十岁了,虽然似乎不大可能。年轻的男人一边抽着香烟一边读着昨天的晚报,比较年长的那个人则无所事事。他们两个人都无精打采地看着马丁·贝克。那个年纪比较轻的人看到他走过来就将香烟丢到地上,然后用脚跟把烟捻熄。“在仓库里抽烟,”比较年长的男人摇着头说,“真是……”“‘要是在以前啊……’”年轻的男人不耐烦地说,“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在以前了,你还没有搞清楚吗?你这个老头子。”他转向马丁·贝克,以不友善的声调说:“你想要干什么?这是私人企业,门上写得很清楚,你看不懂吗?”马丁·贝克拿出他的皮夹,然后出示他的证件。“警察。”那个年轻的男人用不屑的语气说。另一个人什么也没说,只是安逸地凝视着地板,清清喉咙,吐出一口唾沫。“你在这里工作多久了?”马丁·贝克问道。“七天,”比较年轻的男人说,“明天就结束了,之后我就要回到卡车集结场去。你来这里到底想要做什么?”马丁·贝克没有答复他。那个男人继续说:“过不了多久,这里就要收起不做了,你知道吗?不过我这个朋友还记得以前有二十五个工人和两个老板的那种盛况,不是吗,老爹?”“那他大概会记得一个叫做斯维瓦的男人,卡尔·爱德温·斯维瓦。”那个年长的男人眼神空洞地望了马丁·贝克一眼,然后说:“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个老人的态度不难理解,办公室里一定已经有人告诉他警察正在找认识斯维瓦的人。马丁·贝克说:“斯维瓦已经死了,而且也埋了。”“哦?死了是吗?假使那样的话我还记得他。”“别在那里吹牛了,老爹。”另一个男人说。“上次强森问你问题的时候,你根本不记得什么事,你真的是糊涂了。”明白了马丁·贝克不会对他怎么样之后,他不知羞耻地点了另外一根香烟,然后岔开话题说:“那个老男孩糊涂了。下个星期他就要离开了,而一月他就可以领到他的退休金,如果他能活到那个时候的话。”“我的记忆力很好,”老男人有些不悦地说,“我当然记得卡尔·斯维瓦,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他死了。”马丁·贝克无言以对。“就算是警察也拿死人没办法。”那个男人颇富哲理地说。年纪比较轻的男人站起来,并抱起那箱他原来坐在上面的啤酒走到门口。“那辆该死的卡车怎么还不来?”他闷哼了一声,“好让我逃离这个古老的房间。”他走出去坐在阳光下。“卡尔·斯维瓦是怎么样的人?”马丁·贝克问。那个老男人摇了摇头。他再次清了清喉咙,但是这一回他不再讽刺他了,虽然他吐在地上的痰离马丁·贝克的鞋只有一寸。“什么样的人啊……你想要知道的是这个啊?”“是的。“你确定他死了?”“是的。”“假使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告诉你了,先生。卡尔·斯维瓦是我遇见过最难缠的人了。”“怎么说?”那个男人吃吃地笑着:“他是什么龌龊事都做得出来的人!我从没有跟比他还坏的人一起工作过,这是千真万确的。尤其我是个混过五湖四海的人,是的,先生,即使是外面那个痞子也比不上卡尔·斯维瓦!那小伙子不过是有本事把好好的工作弄得很复杂而已。”他向门口方向点了点头。“斯维瓦有什么特别的吗?”“特别的?当然他很特别,他是真他妈的特别!他真的是全世界最懒惰的败类,没有人的拖功能像他一样,也没有人会像他那样尖酸刻薄,而他也不喜欢和别人合作。他绝对不会给一个快要死掉的人一滴水,他绝对不会!”那个男人突然沉默了。然后他狡猾地补充道:“虽然他在某些方面不错。”“哪一方面?”那个男人的眼光有些飘忽,而且他回答之前犹豫了一下:“唉!拍那些工头的马屁啊!他最擅长了。而且总是叫别人帮他做他的工作,他老是说自己病得很重。他没有提前退休吗?他们不是早就在裁员了?”马丁·贝克坐在啤酒箱上。“你应该还有些事没说。”他说。“我有吗?”“是的。你想说什么?”“你确定卡尔真的挂了吗?”“是的,他死了,以我的名誉发誓。”“警察没有名誉,而且我也不应该说死人的坏话。但是我想这个家伙是活着还是死了并没有什么差别。”“我也正是这么想的。”马丁·贝克说。“所以卡尔·斯维瓦有什么特色?”“他真的很厉害,总是能找到有问题的箱子,你知道吗?他通常都是加班的时候才做,所以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马丁·贝克站起身来。这是个新的线索,当然也是这个男人惟一可以给他的消息。晓得要开哪一个箱子是这一行非常重要的一个本事,需要职业性的技巧和搜集商业机密。酒、烟草是。“是啊,是啊,”那个老男人说。“我终于说溜了嘴了,是吗?我猜这就是你想知道的。现在你满意了吧!再见,同志。”卡尔·爱德温·斯维瓦的人缘也许不太好,但是他的同事应该也很欣赏他的能力,至少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再见。”那个男人说。“再见,再见。”马丁·贝克刚要向门口走去,而且已经开口要说“非常谢谢”之类的话,突然他走回箱子那儿。“我想我应该留下来坐着聊聊天。”他说。“什么?”那个男人抬起头来说。“我只是觉得没有喝罐啤酒很可惜,我现在可以带一些回来喝。”那个老男人注视着他,逐渐地,他眼中的温顺转变成惊异。“什么?”他再次问道。“你想要坐下来和我聊天?”“是啊!”“我这里有一些,”男人说。“我的意思是,啤酒,就在你坐的箱子里。”马丁·贝克站起来,然后那个男人从里面拿出几罐啤酒。“我现在付钱可以吗?”马丁·贝克问道。“我是无所谓的啦,反正都是一样的。”马丁·贝克拿出一张五元的钞票交给他,然后坐下来说:“你说你以前出过海。你第一次上船是什么时候?”“一九二二年,在松兹瓦尔。那是一艘帆船,叫做‘法蓝’,船长的名字是简森,一个前所未见的混球。”他们闲聊了一会儿,并且每人各自又开了一罐啤酒之后,外面那个年轻的男人走了进来,他惊愕地看着他们。“你真的是警察吗?”他问。马丁·贝克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应该去投诉。”他说完后就回到原处去晒太阳。马丁·贝克一直到卡车来之后才离开,而那已是一个多小时之后的事了。这次访谈非常值得。他们的工作经常充满了乐趣,听老工人说,马丁·贝克不了解为什么现在几乎没有人肯花时间去做那些事了。这个老男人曾经经历过许多有趣的事,不论是在岸上或海上。为什么没有人请这种人上媒体说他们的故事呢?那些政客和政治主义专家是否听过他们想说的话?当然他们没有,如果他们肯这么做,许多解决失业率和环境保护问题所犯的错误就不会发生了。斯维瓦这个案子还有一些事需要调查。但是在这个特别的时刻,马丁·贝克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进行任何调查。在午餐之前他很少喝三罐啤酒,现在它们已经开始发挥作用,让他觉得有些头昏眼花而且头痛。他在斯卢森拦了一辆计程车到中央澡堂,做了十五分钟的蒸汽浴,然后又多做了十分钟;之后他戴着两个呼吸管浸到冷水中,最后在一个铺着草席的小卧房里睡上一个小时。这种治疗方式发挥了应有的效果。午餐之后不久,他到达史凯普斯本一家运输公司的办公室时,已经是完全清醒了。他有个不情之请,一个他想没有人会了解的请求,而事实上他们的反应就如他所预期。“转运损害?”“没错。”“噢,东西在转运的时候当然会损坏,这很正常嘛!你知道我们每年处理多少吨的货物吗?”一个修辞学上的问题。他们所要求的是尽快摆脱他,但是他不会轻易放手。“现在确实如此,有了那些新的系统,东西不容易损坏了。不过一旦真的弄坏了,赔偿的金额则更高。那些运货的卡车……”马丁·贝克对那些运货的卡车并没有兴趣,他所好奇的是斯维瓦在这里时所发生的事。“六年以前?”“是的,或更早的时候,应该是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之间吧。”“要我回答那样的问题实在非常没道理。我已经说过,在那些旧仓库里货物时常受到损坏,有的时候整个箱子都摔破了。不过反正保险公司都会赔偿那些损失,很少会叫仓库管理员来赔的。偶尔,我想,是有人因而被开除,不过通常都是那些临时工。不管怎么样,意外是无法避免的。”他也不想知道谁被开除过。他要问的是是否有任何曾经发生过的毁损记录?而如果有,又是谁做的?“当然有,都是工头在记录,他们会在仓库的日记簿上做笔记。”“日记簿还在这里吗?”“可能在。”“那样的话,在哪里?”“在阁楼的一些旧盒子里。要找到它们简直不太可能,至少不会像变魔术那样直接从袖口变出来。”这家公司很大,它的总公司就在这栋旧市区的大楼中,他们收起来的旧文件大概有好几吨。但是马丁·贝克还是坚持要拿到,所以他变得非常不受欢迎,不过他并不介意受到这种对待。在简短的争辩了“不可能”这个形容词的真实意义之后,办公室里的人们意识到,最容易摆脱他的方法大概就是照他的话去做。他们叫一个年轻人去阁楼上帮他找。似乎还不到两分钟他就空手而回,脸上一片漠然。马丁·贝克注意到那个年轻人的夹克连灰尘都没有沾上。他说要自己再和他上去一次。阁楼上非常热,灰尘飞扬得像雾一样,要不是这样的话,一切都应该很容易。一个半钟头之后他们找到了那个盒子。日记簿和分类帐册是老式布装的本子,硬纸板做的封面已经裂开。上面的标签标示出不同的仓库的号码和年份。翻遍了整个阁楼,他们总共找到五本号码及日期都正确的册子——从一九六五后半年到一九六六年最初六个月的记录。那个年轻的办事员现在看起来就没那么干净了,他的夹克绝对需要送洗,灰尘混合着汗水一条条地在他的脸上流下。回到办公室里,每个人都惊讶且厌恶地看着那些日记簿。不,他们不想要写什么收据,他们根本不关心他会不会将它们还回来。“我真的希望没给你们带来什么麻烦。”马丁·贝克愉快地说。在他出门前,他们用倦怠的眼神护送他离开,而他的腋下夹着他的战利品。他并不想将国家“最大的公众服务部门”这种概念宣传出去。警察署长在最近发表的一篇声明中这般称呼警察单位,已经引起过一阵大慌乱了——在警方本身尤其如此。在维斯保加,马丁·贝克把那些册子拿到浴室里翻阅着;然后他洗了个澡,回到他的办公室并坐下来继续读着。他开始读的时候是三点钟;到了五点,他觉得已经看够了。虽然对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这本帐册非常难以理解,但还是可以看出这个仓储分类帐册做得的确不错。每天的进出记录都很详尽,货物处理的量也用简单的符号记录下来。而马丁·贝克想要找的东西也在里面,经过不等的时间间隔,总会有一些货物损坏的记录,例如:转运毁坏货:一箱汤汁,收货厂商思凡博格,胡佛思塔街十六号,索拉。像这样的一笔记录就列出了商品的类型及它是要送给谁的。不过上面都没有写明损坏的程度。货品的特性或是谁弄坏的。当然,像如此的意外事件并不常发生,而且其中绝大部分是酒、食品和其他的消费性产品。马丁·贝克将所有的损坏报告记到他自己的笔记簿里,包括日期。一共有大约五十笔记录。他抄完那些分类帐册之后,把那一整叠册子搬到办公室里,然后在上面压了一张纸条,写上要将这些册子寄回运输公司。在最上面他放了一张警方用的白色卡片,上面印着“谢谢你的帮忙!贝克。”在到地下铁道车站的路上,他想着这个动作会给运输公司另一个工作做。这种残酷的想法勾起他小时候一些快乐时光的回忆,这令他有些惊讶。在等那些被弄得破破烂烂的地铁火车的时候,他想象着那些现代的运货卡车长得是什么样子。要打开一个装满白兰地酒的不锈钢容器,然后把酒瓶砸个粉碎以将碎片收集到桶子和汽油桶里,用现在的方式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今天那些歹徒组成的联合组织几乎可能利用那些桶子走私任何东西,而且其实每天都有这样的事在进行。海关对这些行为已经完全无法控制,因此他们只能抓那些一无所知、可怜的旅客,而他们所犯的错可能只是带了几条未申报的香烟,或行李里多了瓶威士忌酒。他在中央车站换了一辆火车,然后在商业学院下车。到了塞卜鲁斯街上的州立酒品商店中,柜台后面那个女人怀疑地注视着他的夹克。刚才在地铁里的一阵冲刺,弄得衣服上面都是灰,而且皱巴巴的。“我想买几瓶红酒,谢谢。”他说。她的手立刻放到柜台下面去按那个红色控制灯的按钮。“请出示你的身份证。”她严厉地说。他拿出证件后她有些脸红,就像说了一个非常愚蠢和下流的笑话似的。然后他到李那儿。拉了一下门铃后,马丁·贝克试了一下门是否开着。它是锁着的,但是里面客厅的灯是亮着的。过了大约半分钟之后他又拉了一次铃。她走出来开了门。今天她穿着褐色灯芯绒的裤子,上身是一件淡紫色的内衫,一直掉到她的大腿上,看起来很有趣。“哦,是你,是吗?”她急躁地说。“是的。我可以进去吗?”她看着他说:“可以啊!”然后她转过身去。他跟在后面进到客厅。她走了两步之后停了下来站在那里低着头。她回头去将门锁打开,然后又改变主意把它锁上。之后她走在前面到厨房里去。“我买了几瓶酒。”“放在壁橱里。”她一边说,一边坐在餐桌旁。桌上放着两本打开的书、一些纸,还有一支钢笔和粉红色的擦子。他把酒从袋子里拿出来,放到一边。她斜着眼看着他,很困扰地说:“什么事让你想要买这么贵的酒来?”他坐在她的对面。她直视他说:“是斯维瓦,哦?”“不是,”他立即接口说。“虽然我正想用他当借口。”“你还需要借口啊?”“是啊。“没有关系,”她说,“那我们就喝些茶吧。”她将桌上的书推开,拿出锅和铲子开始弄着。“其实我今天晚上刚想要念书。”她说。“不过没有关系,独自一人在家实在是他妈的难过。吃过晚餐了吗?”“还没有。”“还好,那我就弄些东西来吃。”她双腿大开地站着,一手插在腰上,一手搔着脖子。“我有米,”她说。“这应该就可以了。我可以煮一些米,然后拌些佐料,这样味道应该就不错了。”“是啊,听起来不错。”“不过这要花点时间,也许二十分钟吧。我们可以先喝点茶。”她拿出几个杯子,倒上茶,然后坐下。她用双手捧着杯子,然后将茶吹凉,同时她穿过那层雾气注视着他——仍然有点恶意。“对了,你说的有关斯维瓦的事很正确,他在银行里有些钱,相当多。”“嗯。”“有人每个月付他七百五十元。你能想到有谁会这样做吗?”“不知道,他谁也不认识,不是吗?”“他为什么搬出去?”她耸耸肩。“我惟一能想到的解释是他不喜欢这里。他是个奇怪的家伙,好几次他都抱怨我晚上不把靠街道的门锁上。我猜他以为整栋房子纯粹是为他盖的。”“是啊,那应该就对了。”她沉默地坐了好一段时间。然后她说:“什么东西对了?关于斯维瓦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有趣,”马丁·贝克说。“一定是有人开枪杀了他。”“怪了,”她说,“告诉我细节。”她又开始对着炖锅忙碌了起来,但是同时她仔细地听着他说的话。偶尔,虽然她没有打断他,但是她会皱眉头。当他说完之后,她爆笑出来。“真令人感到惊讶!”她说。“你没有看过侦探小说吗?”“没有。”“我读过成堆的侦探小说,各式各类的,而且每次刚刚读完就忘了大半的内容。不过你说的情形是很典型的情节。一个从里面上了锁的房间——很多故事都是以此为主轴,我不久前才读过一本。等一下,拿出几个碗来,再从架子上拿些豆子过来,把桌子摆好。”他尽量照她的话做好。她离开厨房几分钟,回来的时候她的手里多了一本杂志。她把杂志放在碗旁边,把食物用汤匙舀出来。“吃吧,”她下了命令,“趁热。”“味道不错。”他说。“嗯,”她说,“又成功了。”她吃了一大口,然后看着杂志说:“听听这个:‘上锁的房间:一份研究’。有三种可能性,A、B和C“““o”””A:罪行是在一个上了锁的房间里犯下的,而那个房间是真的、确实锁上的;而且凶手从房间里消失,因为根本没有凶手。B:罪行是在一个上了锁的房间里犯下的,房间看似被密封起来,但是有一些取巧的方式可以出来。C:凶手在房间里面杀了人,而他躲在里面。”她又舀起一些食物。“C的情况似乎不太可能。”她说。“没有人能躲在里面两个月,只吃半罐猫食维生。但是还有许多小节,例如A5:凶手靠动物杀人的,或B2:有人将门上的铰链卸下,门锁和链子原封不动,之后再将铰链锁回去。”“这是谁写的?”她看了看。“作者的名字是葛恩·桑禾姆,他有引用别人的内容。A7也不错:利用错觉杀人,借由时序上的错觉。A9也是不错的变化:受害人在别处受到致命的伤害,然后在死亡之前回到令人不解的房间,并且锁上门。你自己看吧!”她把杂志交给他。马丁·贝克翻了一下,然后放到一旁。“谁洗盘子?”她问道。他站起来并且开始清桌子。她把脚举起来放到椅子上,双手抱着膝盖。“毕竟你才是刑警。”她说,“发生不寻常的案子你应当很兴奋才对。你认为是凶手打电话给医院的吗?”“不知道。”“我觉得很有可能。”她耸耸肩:“当然这样整件事就单纯多了。”她说。“大概吧。”他听到有人在前门,但是门铃没有响,她也没有动作。这里自有一套行事的标准,如果她想要安静,她会把自己锁在房里;如果有人有重要的事,就可以按门铃。然而这套标准需要一个人对邻居有信任感。马丁·贝克坐了下来。“也许我们可以尝一尝那些名贵的酒。”她说。那些酒的确不错,他们两个人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说话。“你怎么受得了,当警察?”“哦,我通常都会……”“我们改天再谈吧。”“他们正在考虑升我做委员。”“而你并不想被升上去。”她斩钉截铁地说。过了一会儿她问他:“你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我这里有各种你想得出来的音乐。”他们走到放着电唱机和各样扶手椅的房间。她放了些音乐。“把夹克脱掉,真受不了你。”她说。“还有鞋子。”她开了第二瓶酒。但是这一回他们喝得比较慢。“我出现的时候你似乎有些不高兴。”他说。“是也不是。”他们相对无言。她稍后的举止是有些意义的,她不是随便的人。她知道他了解,他也了解她知道。马丁·贝克啜了一口酒,此刻他不会因自己感到快乐而觉得羞耻,他偷看着她,看她坐在那里脸上带着羞赧的表情,手肘抵着矮桌。“想玩玩拼圆吗?”她说。“我在家还摆着一个不错的拼圆。”他说。“旧的‘伊丽莎白皇后’。”这是真的,那是他几年前买的,但是买回来后就没再拿出来了。“下次来的时候带来。”她说。她突然很快地换了一个姿势,她的腿盘了起来,双手撑着下巴。她说:“也许你应该知道,我暂时不适合和你有关系。”他很快地看了她一眼。而她继续说:“你知道的,女人嘛……容易被传染等等的。”马丁·贝克点点头。“我的性生活并不怎么有趣。”她说。“你的呢?”“早就没了。”“真不幸。”她说。她换了一张唱片,然后他们又喝了一些酒。他打了个哈欠。“你累了。”她说。他没说什么。“你好像并不想回家。没有关系,就不要回家。”然后她继续说:“无论如何,我觉得我应该试试念得晚一点。我也不喜欢这件烂内衫,很紧,看起来又愚蠢。”她把身上的衣服剥掉,丢在地板上,然后穿上一件暗红色的法兰绒睡袍。那件睡袍一直延伸到她的脚跟,而且看起来非常奇怪。她换衣服的时候,他观察她,觉得非常有趣。裸身的她就和他想象中的一样:身材匀称、强壮、结实,一头直发,微凹的小腹,平坦的胸部,大而呈淡褐色的乳头。他没注意到她有没有疤痕、痣或其他的特征。“你为什么不躺下来休息片刻?”她说。“你真的累坏了。”马丁·贝克顺从她的话。他真的累坏了,而且几乎立即就睡着了。他最后看见的一幕是她坐到桌旁,她的一头金发沉落到书上。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她正低着头看他。她说:“该醒来了,已经十二点了,我快饿坏了。下去把大门锁上好吗?我来把三明治放在烤箱里热一热。钥匙就挂在门左边,有串绿线的。”

星期一早晨,马丁·贝克自言自语地出现在维斯保加。他穿过走廊时,一个办事员惊讶地注视着他。整个周末他都觉得很舒服,虽然只有一个人过。事实上他已经想不起上一次这么乐观是什么时候的事。一九六八年的那个夏季还不算太坏。他冲破斯维瓦那个上锁的房间的同时,也冲破了自己的牢笼。他将那些从仓库帐册上抄下来的摘要摊开来,在一些大人物的名字旁边加上检查标记。然后他开始打电话。保险公司有一件最要紧的工作:要赚最多的钱,所以他们会让他们的人员拉长耳朵探听消息。为了同样的理由,他们井然有序地保存好他们的所有的文件,以防一个惊慌的疯子来敲诈他们,妨碍他们赚取利润。时下这种疯狂的行为已经变得非常不近人情。他们的回答往往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时间。”他其实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对付他们,就像他星期五傍晚对付实验室里那个技师一样;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装腔作势,给他们更大的压力,这对一个看来像是某个部门的官僚而言这通常会有用。身为警察,你很难叫其他的警察快一点,但是对其他的人,这种要挟非常好用。“不可能的,我们没有时间。这很紧急吗?”“的确非常紧急!你一定要帮我弄好。”“你直属的上司是谁?”总会有诸如此类的问题。答案一个个地冒了出来,而他一一将它们记下来:补偿给付、案件结案、被保险人死亡。马丁·贝克不断打电话、记笔记,那些帐册的旁边已经写满了东西,而他当然并没有得到什么答案。在他打第八个电话的时候,他突发奇想地说:“公司收到保险金之后,那些毁坏的商品都怎么处理?”“我们当然要检查一下,如果还可以使用的,我们就廉价卖给员工。”对,没错!而这也算是一笔不小的利润,当然。突然他记起自己在这方面也有些经验。大约二十几年以前,就在他结婚后不久,他的日子非常难过。在英嘉——成就这段婚姻的主因——出生前,他的妻子曾经在保险公司工作,在那里她常常可以买到很多折价的肉汤罐头,味道不是一般的差,罐子也常在运送的时候被敲得歪七扭八的。他们有时候连续好几个月都靠那些罐头维生;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不喜欢喝肉汤。也许卡尔·斯维瓦或是一些专家已经尝过那些难喝的液体,而且发现它不适合人类。马丁·贝克还没拨第九个电话,突然电话就响了起来。是有人找他要东西,当然那不可能是……“喂,我是贝克。”“喂,我是亚姆。”“哈啰,真高兴你打电话来。”“是啊,不过你那里似乎很忙。不管这些了,我只是想帮你最后一个忙。”“最后一个忙?”“在你升为委员之前。我知道你已经找到弹壳了。”“你看到了吗?”“你以为我打电话来是做什么的?”亚姆不悦地说。“我们可没有时间打电话闲聊。”他一定知道些什么,马丁·贝克想,如果亚姆打电话来,那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不然通常你只能收到他写的条子。马丁大声地说:“你真是好心。”“你说的没错。”亚姆同意他的话。“是这样的,你拿来的那个弹壳已经磨损得相当严重,很难从上面发现什么。”“我了解。”“我才不相信你了解。我猜你想要知道它是否与自杀用的那颗子弹吻合?”“没错。”一阵静默。“没错,”马丁·贝克说。“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它们非常吻合。”亚姆说。“真的?”“我已经告诉你了,绝对没错,我们可不是随便猜猜而已。”“对不起。”“我想你没有找到那把枪吧?”“没有,我不知道它在哪里。”“就这么巧,”亚姆冷淡地说,“它现在就放在我的书桌上。”在昆斯荷曼街特别小组的巢穴里,正是一片愁云惨雾。布多沙·奥森匆匆赶到国家警察局去请示。国家警察局长告诉他们不准将消息外传,而奥森非常急切地想弄清楚是什么事情不能外传。库尔保、隆、拉森三个人都沉默地坐着,他们的坐姿让人想起罗丹的“思考者”。有人敲了敲门,而几乎同时,马丁·贝克已经站在房间里了。“嗨!”他说。“嗨!”库尔保说。隆点点头,而拉森则没有反应。“你们看起来似乎不太高兴。”库尔保看着他的老朋友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没有人会自愿一到这里来。”“的确,除非有人给了我错误的信息。你们这里有个痞子叫莫里森的。”“是啊,”隆说,“韩斯街那个案子的凶手。”“你找他做什么?”库尔保质疑地说。“只是想和他见个面。”“干嘛?”“想和他谈谈——我想他应该会吐出些东西。”“这我就不太确定了。”库尔保说。“他是个大嘴巴,但是没有用在正道上。”“他不承认吗?”“可想而知他不会。但是依照目前我们手上的证据,他是跑不掉了。我们已经在他住的房子里找到他作案时戴的面具,还有凶器;而且我们也证明那是他的。”“哦?”“枪上的编号被磨掉了;而金属上的磨痕与他住处的研磨机所磨出来的痕迹,在显微镜下的结果非常吻合。罪证确凿!但是他还是一直否认。”“对啊,而且证人也指认了他。”隆说。“这样……”库尔保开了口,但是并没有马上接下去。他在电话上按了按,并对话筒大声下了几个命令。“他们现在就带他下来。”“我可以在哪里和他谈谈呢?”“用我的房间。”隆说。“好好问问那个白痴吧,”拉森说,“他是我们仅有的了。”不到五分钟,莫里森就出现了,还和另一个警察铐在一起。“这似乎是多余的,”马丁·贝克说。“我们只是谈谈话罢了,打开手铐然后到外面等一下。”警卫打开了手铐,莫里森紧张地抚着他的右手腕。“请坐。”马丁·贝克说。他们在书桌旁相对而坐。马丁·贝克以前没有见过莫里森,但是他注意到这个男人似乎情绪非常激动,也非常紧张,一副快要崩溃的样子。这并不令他感到惊讶。也许他们曾经给他一顿好打,也许没有。有时候,那些杀人犯被捕之后精神状况都不太稳定,而且会失去理性。“我是替死鬼而已。”莫里森尖声说。“那些警察或者别人在我家布置了一些伪证。那家银行被抢的时候我根本不在城里,可是连我自己的律师都不相信我,我能怎么办?”“你是瑞典裔的美国人吗?”“不是。你为什么这样问?”“你说‘布置’,这不是瑞典的用语。”“噢,要不然你要怎么说呢?那些警察冲进你家而且放了一顶假发、太阳眼镜、还有枪,天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然后他们假装当场人赃俱获?我发誓我从来没抢过银行。但是连我的律师都说我没有翻身的机会,你还要我说什么?承认我杀了人?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我快要发狂了。”马丁·贝克把手伸到书桌底下按了一下按钮。隆的书桌是新的,上面狡猾地装配了内藏式的录音机。“事实上,”马丁·贝克说,“我和那些事毫无关系。”“是吗?”“是,毫无关联。”“那你想要干嘛?”“谈点别的。”“还能有什么?”“一个我想你非常熟悉的往事。从一九六六年三月开始的,一箱西班牙利口酒。”“什么?”“事实上我已经查过所有的文件。你合法进口了一箱利口酒,说那是要给客户的,而且付了钱,付了所有的钱,包括装箱。对吗?”莫里森没有回答他。马丁·贝克抬头看见那个家伙正张着口,满脸震惊。“我已经搜集到所有的资料了。”马丁·贝克重复道。“所以我假定它是正确的。”“是的,”莫里森终于说话:“你说的没错。”“可是你根本没收到什么订单。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那个箱子在转运的时候不小心打破了。”“是的,虽然我并不认为那是件意外。”“对,你说的对。我相信那个仓库管理员,叫斯维瓦吧,是故意打破的。”“你说得真对,事情就这样。”“嗯,”马丁·贝克说,“我想你对这些事也厌烦了,也许你不想谈这个老故事?”过了很久,莫里森才说:“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呢?说些我真的做过的事可能比较好些,要不然我会发疯。”“那就如你所愿吧!”马丁·贝克说。“现在,依我看来,那些瓶子里装的不是利口酒。”“目前为止你还是对的。”“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并不重要。”“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告诉你。那些瓶子是在西班牙装箱的,虽然看起来像是酒,可是其实是制造吗啡的原料。那个时候那是非常普遍的东西,运这些东西的利润很不错。”“是的,但是就我所知,走私这种不当的东西——因为它是不当的——是很重的罪。”“你说得对。”莫里森说,他的态度就好像那时候也这么认为似的。“然后,我有理由相信你被这个斯维瓦勒索。”莫里森没有说话。马丁·贝克耸耸肩说:“我已经说过,你可以不回答。”莫里森又开始有些紧张,他慢慢地改变了坐姿,但是他的手没有移动。他们一定是对他造成相当大的心理压力,马丁·贝克这样想,而且有些惊讶。他知道库尔保用的方法,而且知道它们大都很人道的。“我会回答你,”莫里森说。“不要停,这些事实可以让我回到现实。”“你每个月付斯维瓦七百五十元。”“他想要一千,我说五百,七百五十是妥协后的价钱。”“为什么你不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全部的实情,”马丁·贝克说。“还是你有什么事不清楚,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你真的这样想?”莫里森说,他的脸抽动了一下,喃喃自语地说:“可能吗?”“真的。”马丁·贝克说。“你也以为我是神经病吗?”莫里森突然问他。“没有。为什么我应该这么认为?”“每个人似乎都以为我发疯了,连我自己都快相信是这样了。”“只要告诉我真相,”马丁·贝克说。“一切当然都会有解释。所以……斯维瓦压榨你。”“他是个吸血鬼,”莫里森说。“那时候我不能被捉到。我以前被关过,还有一些没有定罪的案底,而且被监视。当然你应该知道这些的。”马丁·贝克没说什么,其实他还没有仔细查过莫里森的犯罪记录。“唉,”莫里森说,“一个月七百五十元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一年九千嘛,光那个箱子里的东西就比那多多了。”他想了一下,然后惊愕地说:“我搞不懂,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大多数的事情都会建档。”马丁·贝克和蔼可亲地说。“但是那些混球每个礼拜都会打破一大堆箱子。”莫里森说。“没错,可是你是惟一没有要求任何赔偿的人。”“这是真的,我还必须求他们不要来,要不然那些保险鉴定员会来东看西看的。一个斯维瓦就已经够了。”“我了解。而你继续付他钱。”“大概一年吧,我想不理他了,但是只要我迟几天汇钱,那个老家伙就来恐吓我,而我做的事都是不能见人的。”“你可以告斯维瓦勒索。”“是啊,然后自己进去蹲几年牢。不,我只能做一件事——付钱。那个混蛋放弃了他的工作,把我当成他的退休基金。”“而最后你受够了?”“是的,”莫里森紧张地拧着手帕。“我只告诉你,”他说,“你应该不知道我付了多少钱给他吧?”“我知道,五万四千元。”“你似乎知道所有的事。”莫里森说。“喂,你能不能接替那些疯子来办这件银行抢案啊?”“这也许有点困难。”马丁·贝克说。“可是你也不是乖乖地就付钱吧,是吗?你偶尔也吓吓他吧?”“你怎么知道?大概一年前,我开始计算这些年来付给那个贼的钱。去年冬季我去找过他。”“真的?”“我在城里和他见面,并且告诉他不要再这样了。但是那个老顽固只是说,如果我不准时付钱,后果自己负责。”“他会怎么样?”“他会立刻冲进警察局。当然利口酒那件事已经是陈年往事,可是我其他的事就逃不过警察的眼睛了。我在从事的也不是什么合法的事,何况我发现很难解释为什么要一直付他钱。”“无论如何,斯维瓦告诉你一些事好让你平静下来,不是吗?他说他快死了。”莫里森沉默地坐了好长一会儿。“斯维瓦告诉过你这些事吗?还是你从档案上看到的?”“都不是。”“那你是会读心术还是什么的啰?”马丁·贝克摇摇头。“那你怎么会知道每个细节?他说他得了癌症,而且可能活不过六个月;无论如何,我猜他被吓倒了。而我想,反正六年都过了,六个月一下也就过了。”“你最后一次和他说话是什么时候?”“是在二月,他在哭,而且在抱怨。你大概以为我和他有点亲戚关系。他说他正要去医院——去‘死穴’,他这样说的,其实是放射科诊所。他似乎完蛋了,一切都要过去了,我自己这样想着。”“但是你打电话去医院查问?”“是的,他不在那里,他们说他是到南区的一家诊所。然后我开始怀疑事情有些蹊跷。”“我晓得,所以你打给那里的医生,说斯维瓦是你的叔父。”“今天好像不是我来告诉你什么事情的,不是吗?到现在为止,我说的任何事情你都已经知道了。”“哦,不是的……”“什么不了解?”“例如,你用了什么名字?”“斯维瓦,当然,要说是那个混蛋的侄子,我一定得说我叫斯维瓦。你没想到吗?”莫里森既兴奋又惊讶地看着马丁·贝克。“不,事实上我没想过,你看吧!”某种感情在他们之间开始萌生。“我找到的那个医生说老家伙很健康,而且再活个二十年也不成问题。我算了算……”他沉默了下来。马丁·贝克很快地算了一下说:“这意味着十八万多。”“对,没错。我投降了,你比我聪明多了。那一天我又付了三月份的钱,这样存款单才会在他回家的时候就寄到。同时……噢,你知道我还做了什么吗?”“你决定这是最后一次付钱给他。”“说对了。我听到他星期六还要去医院,所以在他一走进商店去买猫食的时候,我抓住他,而且告诉他一切都要结束了。但是他还是一样顽强,说如果下个月十二号他没有收到银行的通知单的话,我会知道有什么结果。不过他被我吓坏了。你应该知道他后来怎么了?”“他搬家了。”“当然你也知道这事……以及我后来做的事吧?”“是的。”沉默了一会儿,马丁·贝克感到录音机好像完全没有声音了。在两人会面以前,他曾经检查它是否还能用,而且换上新的带子。现在他必须想一个策略。马丁·贝克说:“没错,我也知道这些,刚才说过了。大致来说,我们这次的谈话可以告一个段落。”莫里森看起来很明显有些不安。“等一会儿。”他说。“你真的了解吗?”“是啊!”“你了解,我却不了解。他妈的,我甚至不知道那个老家伙是生是死,这才是真正恐怖的地方。”“恐怖的地方?”“是呀,从那时起一切都……是的,都不对劲了,你可以这样说。再过两个星期,我就要因为一件莫须有的罪被判极刑了,而这里的人都他妈的没有一点羞耻心。”“你是斯马兰人。”“是啊,你到现在才知道?”“对啊!”“真奇怪,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好吧,后来我做了什么?”“首先你查出斯维瓦的新住处在哪儿。”“对,非常简单。我跟踪他几天,注意他出去的时间等等。他不常出门,而且他窗户的帘子总是拉起来的,就算晚上出去也是一样。我也查过那个了……”“查过”,这是个通用的说法,每个人都常用到的,从小孩子开始,然后几乎每个瑞典人都会说了;有时候连马丁·贝克都在用,虽然他总是试着尽量说纯粹的瑞典话。“你觉得自己真的吓倒斯维瓦了,而如果情况没有好转,你会杀了他。”“我没有想到那么多。不过要杀他很难,所以我想出一个简单的方法。当然你已经知道我说的方法了?”“你想在他打开或关上窗户的时候开枪杀他。”“你很聪明嘛!你知道,那是惟一看得到他的时间。而且我发现一个很好的地点,很明显你知道在哪里。”马丁·贝克点头。“我说嘛!如果你不想进到屋子里,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做到:就是另一头街上公园里的斜坡。斯维瓦每天晚上九点钟就会来打开他的窗户,到了十点就会来关上。所以我在那里对那个老家伙开枪。”“哪一天?”“十七号,星期一——我原本应该去银行的,以前都是这样——晚上十点。再来就是恐怖的地方了。你不相信我?该死,我没办法证明。不过先让我确定一下,你知道我是用什么武器吗?”“知道,点四五的自动手枪——骆马9A型。”莫里森用手抱头说:“你真的是厉害,我原本还以为你不可能知道,可是你查出来了,真是厉害。”“为了开枪的时候不被别人注意到,你还在上面加了消音器。”莫里森点点头,他非常吃惊。“我猜是你自己装上去的,一般型的,只能用一次。”“对,对,说得没错!”莫里森说。“说得没错,没错,没错!现在请你告诉我后来发生的事。”“你先说,”马丁·贝克说,“我再来补充。”“噢。我到了那里,开我自己的汽车去的。天很暗,四下无人,屋子里有灯光,窗户是开着的,窗帘是放下来的。我在斜坡上找了一个位置。过了几分钟之后我看了看手表:九点五十八分。一切都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该死的老头推开窗帘,出现在窗户边上,我猜他以为自己还能将窗户关上呢。一切发生的时候我都还不是很确定要不要这样做,我想你知道。”“你还没下定决心是要杀了斯维瓦,还是开一枪警告他一下。”“这是真的。”莫里森沮丧地说。“你也知道,这是真的。毕竟这些事只有我自己知道,除了这里就没有别人知道。”他用指关节敲着自己的额头。“但是在那一瞬间,你下了决心。”“是啊,看到他站在那里,我想杀了他是一劳永逸的方法,所以我开枪了。”他沉默了。“发生了什么事?”“唉,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大概不可能失手吧?虽然刚开始我是这么想。他消失了,而且我看到窗户好像被关上,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窗帘也放下来。一切看起来都和平常一样。”“然后你怎么样?”“我开车回家。我还能做别的吗?然后每天我都看报纸,不过好像都没有相关的消息。一切都令人不解——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不过那和我现在想的不一样。”“你开枪的时候斯维瓦站在哪里?”“他靠着窗边,而且他的右手举起来。他应该是一手握拳抓住窗钩,而另一只手扶着墙。”“你从哪里来的枪?”“我有一些朋友从国外买回一些武器,有输出执照的。我替他们安排将枪枝带进来,后来想想自己有把枪也不错,所以我又向他们买了一把手枪。我对枪不太在行,只是觉得带着它看起来很成风。”“你确定打中斯维瓦了吗?”“当然。世事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但是其后的事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去关心他?我曾经开车经过那儿,从窗户观察里面的动静,而它总是关着,窗帘也还是拉下的。所以我开始怀疑我到底有没有打中他。不过此后最怪异的事发生了,哦,天哪,什么乱七八糟的,没有一件事我了解!现在突然有个你出现在这里,而且知道一切的事。”“我想有一些事我可以解释。”马丁·贝克说。“我可以问你一些问题吗,算是交换?”“当然,你问吧!”“我想先知道,我击中那个混蛋了吗?”“是的,你当场杀了他。”“那好。我刚开始还以为他人在这里,就坐在隔壁的房间里读报纸,还笑到肚子痛。”“所以,”马丁·贝克严肃地说,“你已经犯下了谋杀罪。”“我想是吧!”莫里森漫不经心地说,“我的那些兄弟们也是这么说的,尤其是我的律师。”“还有其他的问题吗?”“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关心他的死?报纸上连一行字都没有。”“斯维瓦一直到很久以后才被发现。刚开始从现场观察我们还以为他是自杀的。”“自杀?”“是的,有时某些警察也是很粗心的。子弹直接从前面打进去,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当时是俯身向前的;而且那个房间从内部被锁住,窗户也是。”“他一定是在跌倒的时候拉到的,所以钩子才会掉到扣环里面。”“我也是这么想的,大概是这样吧!被这么大口径的子弹击中,人通常会后退好几码,就算斯维瓦抓得不是很紧,窗子用力关上的时候,钩子也可能自己就掉了进去。我看过类似的事,而且就是最近。”马丁·贝克对自己笑了笑;“所以整件事都弄清楚了。”他说。“弄清楚了?你怎么知道我开枪之前在想什么?”“这个嘛,”马丁·贝克说,“纯粹是猜测。你还要问什么吗?”莫里森惊愕地注视着他。“还要问什么?你是在捉弄我吗?”“绝对不是的。”“那你可不可以解释这些:那天晚上我开车回家,把枪放在一个旧袋子里,还装了石头,装得满满的,然后他妈的用吃奶的力气摇了一阵后,再把它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我已把灭音器拿掉,把它敲扁。它是只能用一次,但我不是自己装的;就像你说的,它是和自动手枪一起买的。第二天早上我开车到车站,再坐火车到索德塔。在路上我走进一栋不起眼的房子里,把灭音器丢进垃圾滑道里。我甚至想不起是哪一栋房子。在索德塔我上了我自己的游艇——我一直放在那儿——我开着游艇在那个晚上回到斯德哥尔摩。第二天我拿着那个装着自动手枪的袋子上船,开到海上,到维克斯岛,而且在半路上把袋子丢到海里,在海道上最深的地方。”马丁·贝克皱着眉头。“我确定自己只有做这些。”莫里森激动地说。“我离开的时候没有人能闯进我的屋子,我没有给任何人钥匙。而且我要干掉斯维瓦之前,只告诉几个认识我、且知道我住哪儿的人我要去西班牙。”“是吗?”“可是妈的,你就坐在那里,还知道一切。你知道关于自动手枪的事,而它很明显已经沉在海洋的最深处了;你也知道有关灭音器的事。你能不能好心一点,帮我解释这一切。”马丁·贝克思考了一下,然后他说:“你一定有些地方说错了。”“错了?我不是已经全都告诉你了吗?妈的,我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不是吗?还是……”莫里森开始奸笑,而后他突然停了下来说:“你只是在骗我!你别想骗我在法庭上重复这些话。”那个男人又控制不住地笑了起来。马丁·贝克站起身把门打开,挥手叫值勤的警卫进来。他说:“我问完了,暂时。”莫里森被带出去,还不停地笑着,听起来让人不太愉快。马丁·贝克打开书桌的抽屉,把录音带其余的部分卷完,然后拿出来,走到特别小组的办公室。隆和库尔保还在那里。“怎么样,”库尔保说,“你喜欢莫里森吗?”“不怎么样,但是他杀了人。”“这次他又杀了谁?”“斯维瓦。”“真的吗?”“如假包换。”“哦,录音带。”隆说。“是从我的录音机上录下来的吗?”“是的。”“那对你没有什么用,它坏掉了。”“可是我试过。”“是啊,刚开始两分钟还能用,之后你就只能听到吱吱叫的声音,明天工人才会来修理。”“哦。”马丁·贝克看着录音带说;“没有关系,莫里森还是逃不掉,而且还有现场的证据。我们已经确定他和杀人用的武器有关联,就像先前库尔保说的。亚姆告诉过你还有一个消音器吗?”“有,”库尔保边说边打哈欠。“可是在银行他没有用。你看起来怎么那么奇怪?”“关于莫里森还有些事很奇怪。”马丁·贝克说。“有些事我还是弄不懂。”“你还要求什么?”库尔保说。“完全洞察人性吗?你要写犯罪学的专题吗?”“再见,”马丁·贝克说,之后他就离开。“嗯,”隆说,“他当上委员之后会有充分的时间去研究的。”莫里森被带到斯德哥尔摩地方法院,被控谋杀、一般杀人、武装抢劫、贩卖毒品和其他的案件。对这些指控他辩称自己无罪,对每个问题他都回答说他什么都不知道,警察是拿他来做替罪的羔羊,而且布置了所有的证据。布多沙·奥森的姿态摆得很高,被告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的被逼入绝境,在审理的过程中,检察官甚至将一般杀人罪改判成二级谋杀。只开庭三天,法官就定下判决:莫里森因为枪杀那个健身协会主任及韩斯街银行的抢劫案被判终身监禁。其他的案子也被判有罪,包括被指控为莫斯壮和莫伦的同谋。另一方面,他被控谋杀卡尔·爱德温·斯维瓦的罪则没有成立。因为他的辩护律师——虽然刚开始时有了先人为主的想法,有些感情用事,但后来突然清醒——对当时那种情况下搜集的证据大加鞑伐。此外他还传了自己请的专家,对弹道的比对过程提出怀疑,声称弹壳已经遭到严重的毁损,根本不能说一定是从莫里森的自动手枪里发射出来的。马丁·贝克也出庭作证,但是他所说的事充满了漏洞,而且是建立在一些荒谬的假设上。从所谓正义的角度来看,那并没有什么差异,莫里森被判一个或是两个谋杀罪,对结果都没有影响。在瑞典,无期徒刑是法官所能裁定的最严酷的刑罚。莫里森带着一种诡异的笑容听他的判决。在审判的过程中,他一直有些奇怪的举动。当法官问被告是否了解对他的判决的时候,莫里森摇了摇头。“基本上这表示你已经被判定抢了韩斯街的银行和杀了葛登先生——那个健身协会主任——这两项罪名。另外法院已经宣告你谋杀卡尔·爱德温·斯维瓦的指控无罪。整体来说,你已经被判终身监禁,而且在终结书送出和上诉之后就会被送进监狱。”当警卫把他带走的时候,莫里森笑了起来。注意到这件事的人都觉得他既不后悔,也不尊重法律或法院,是个极端麻木不仁的罪犯。莫妮塔正坐在旅馆大厅里一个绿意盎然的角落,她的膝上放着一本成人教育课程的意大利文法书。在下面花园中的小竹林里,莫娜正和她的新玩伴玩耍,他们就坐在林中稀疏的阳光下。而莫妮塔听着他们愉悦、快活的声音,非常惊讶孩子们即使不了解彼此所说的语言,也能轻易地沟通。莫娜已经学会好几个单字,而且莫妮塔也确信她的女儿学这个饶舌的外国语言一定会比她快。事实上她已经快要放弃了。在这家旅馆,她用一点英语和少数几句德语就可以过得去了,但是她想和旅馆人员之外的人谈话,这就是为什么她开始学意大利话的原因。意大利话似乎比斯洛芬尼亚语好学,而且他们现在就在意大利的边界附近,所以她希望她将来会用得上。天气出奇地热,虽然她是坐在树阴下,而且十五分钟前才洗完今天早上的第四次澡,但是这种气温还是让她觉得昏昏欲睡。她合上书,把它放进椅子旁边的手提包里。在旅馆花园外面的街道和人行道上,轻装便服的观光客人来回穿梭着,其中有许多是瑞典人,似乎太多了点,莫妮塔想。要在人群中区别那些小镇里的居民非常容易,他们走动的时候非常自然,而且知道自己要到哪儿。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还搬着不同的东西:装着蛋或水果的篮子、从码头面包店运来的黑面包、钓鱼用的捕网或是他们自己的孩子。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头上顶着刚屠宰的猪走过去。大部分的老人都穿着黑色的衣服。她叫了莫娜一声,莫娜跑过来,她的新朋友跟在她后面。“我想我们应该去散散步。”莫妮塔说。“只要走到罗沙塔的房子那儿再回来。你要去吗?”“我一定要去吗?”莫娜说。“不,当然不是。如果你想留在这里玩也可以,我一会儿就会回来。”莫妮塔开始向旅馆后面的山丘出发。罗沙塔的房子建在山腰上,从旅馆散步到那儿大约要十五分钟。虽然罗沙塔已经在五年前去世了,但是大家还是这么称呼它。现在这栋房子归她三个儿子所有,他们在城里也都有自己的房子。莫妮塔刚到这里的第一个星期,就和他们兄弟中最年长的一个认识了。他在港口附近经营一家酒馆,而他的女儿也是莫娜最喜欢的玩伴。虽然莫妮塔现在已经认识了他们家里所有的成员,但是她只能和那个男的聊上几句,因为他曾做过船员,可以说流利的英语。这么快就能在镇里交到朋友让她觉得很欣慰,但是最令她高兴的,是她已经安排好在那个秋天租下罗沙塔的房子。现在住在那里的美国人只呆完这个夏天,之后他们就要回家去了;而既然到明年夏天之前那栋房子还没有说好要给其他的人住,那个冬季她和莫娜就可以住在那儿。罗沙塔的房子外墙是白色的,非常宽敞,也很舒服,位于一片大花园中,而且视野辽阔,从这里的山上可以俯瞰港口和海湾。有的时候莫妮塔会在花园里停留片刻,坐下来和那个美国人聊天。他以前是一名军官,退休后就住在这栋房子里写他的回忆录。莫妮塔走上斜坡的时候,又回想起那些将她带到这里来的过程。过去这三个星期来她不知道想过多少次,而且每次想起这些都令她感到惊讶,惊讶于一旦她决定要做,一切都进行得如此之快,而且如此地简单。她也无法忘怀为了完成这项工作,她曾经杀过人。但是无疑地,随着时间过去,她逐渐忘却那个无心、但是必要的一击——那一声枪声在她失眠的夜晚,还是会不断在她耳边回响。在菲利普·莫里森家厨房水槽的橱子里发现枪,是一切的开始。事实上当她站在厨房里,手中握着那把自动手枪的时候,她就已经下定决心了。之后她花了二个半月制定行动的计划,并且树立她的信心。那十个星期里,她脑中想的只有这件事。最后她行动的时候,还考虑过每种可能的情况,包括她还在银行里面的时候会发生的情况。她没有考虑到的是,可能自己会受到惊吓。而这正是当时所发生的事。她对枪是一无所知,而且她本来只是计划拿枪来吓人的,所以她根本没有真正仔细检查过它。它会突然击发,就那样击发,是她始料未及的。看到那个男人向她扑来,她下意识地扣下扳机,她是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开枪的。看到他倒下,也意识到她做了什么,把她吓得几乎失去控制。她很惊讶自己还能想到一定要照计划行事;虽然如此,她的内心其实已经被吓呆了。坐地铁回家之后,她把袋子和钱都藏在莫娜的衣服堆里。那是她前一天就弄好的。但是在那之后她开始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跑;她换过衣服和凉鞋;她搭计程车到阿姆菲德斯街。这不是她最初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忽然她觉得莫里森必须对她杀人这个罪行负大半的责任,所以她故意把枪放回原来她发现的地方。但是当她再一次站在他的厨房的时候,她意识到这个想法是很不妥当的,她感到非常惊慌而逃跑。到了地下室,她注意到门是开的,她刚要打开门,把那个袋子丢到垃圾堆里的时候,听到一些声音,她知道那是收垃圾的人来清理那些垃圾桶。所以她又跑进通道的另一头去,在那里有一间类似储藏室的地方,她将袋子藏在角落上的一个木箱里面。等到那些收垃圾的人用力将门关上之后才出来,然后快速离开那栋大楼。她第二天早晨就离开了瑞典。莫妮塔一直梦想着到威尼斯。而在她抢了银行后不到二十四个小时,她发现自己已经到了那儿,和莫娜。她们只停留了两天,因为旅馆实在很难找,而那里的热是很闷的,再加上运河发出的恶臭,几乎让人无法忍受。她想她们可以等旅游旺季结束之后再来。之后她们搭乘火车到的港,再转到南斯拉夫的一个小镇,伊斯特里亚镇,也就是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在旅馆的衣橱里放着一个尼龙大袋子,里面放了八万七千元的瑞典纸币,她想过好几次应该把它放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哪一天应该到的港去,找家银行把钱存进去。那个美国人不在,于是莫妮塔走到花园里靠着一棵树坐下,她请那一定是棵松树。她把腿缩起来,下巴顶着膝盖,眼睛注视着亚得里亚海。今天的天气异常地清明,她可以看到海平面,还有一些白色的汽艇正要进港。现在是正午,烈日照着下面的岩石和白色的海岸,蓝色闪耀的海湾看似在向她招手。不一会儿,她就要奔向那里去游泳。在警察总署大楼最陈旧的一个角落的一个房间里,警察署长召督察长莫姆去那儿。阳光正投射在他那覆盆子般的红色地毯上,形成一个歪斜的菱形,而且从紧闭的窗户外传来地铁工程微弱的噪音。他们正在讨论马丁·贝克。“其实你所处的地位比较适合对他的表现做评论,不仅是在他请病假的这段时间,对他来上班的这两个星期也是。”署长说。“你觉得他如何?”“那要看你指的是什么了。”莫姆说。“你是指他的健康状况吗?”“医生才能判断他身体状况的好坏,就我了解,他已经完全复原了。我指的是你觉得他的心理状况可不可以。”督察长莫姆用手抚着他那已经梳得非常整齐的头发。“嗯,”他说。“这很难说……”房间里一阵沉默,署长在等他继续说下去,他略为不耐烦地说:“我不是在问你他精神方面详细的分析结果,我只是要你告诉我,你对他的表现有什么印象。”“我也并不常和他见面啊,长官。”莫姆回避说。“可是你和他接触的机会比我多。”署长语意甚坚地说。“他还是老样子吗?”“你是说和他受伤之前比吗?不,也许不一样了。不过,当然,他这段时间都在休养,也没有工作,也许要花一些时间他才能恢复往日的雄风。”“你认为他变得怎么样了?”莫姆以一种不确定的眼神看了他的老板一眼,然后说:“嗯,没有变得更好就是了。当然他还是有些奇怪,也不容易被看透;而当然,他还是时常喜欢把事情揽到自己头上。”警察署长倾身过去,皱着眉头说:“你认为这样吗?好吧,我想是真的,但是现在看来他的工作成效还是不错的。你是在暗示,他独断的作风更明显了吗?”“其实,长官,我也不知道,毕竟他回来工作也不过几个星期而已啊!”“我的印象是他总是心不在焉的。”署长说,“他的冲劲好像没有了,只要看最近他调查保斯街发现死尸的那件案子就知道了。”“是的,”莫姆说。“他办得乱七八糟的。”“而且不是普通的乱。还不只这样呢,这整件事变得更让人摸不着头绪了,我们只能庆幸新闻界没有对这个案子产生兴趣。看来还不算太晚,可以把这个案子公开了,希望这不会为我们带来困扰,尤其是对贝克。”“我不知道我应该说些什么。”莫姆说。“一些调查的结果似乎只是想象出来的,就像那些未经证实的指控……唉,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署长站了起来,走到窗户旁边看着对面阿内街的市政大楼。过了几分钟后他坐回椅子里,双手放在桌上,用指甲刮着桌面。他说:“关于贝克的事我想了许多,而且你也了解,不只是我一人对早先决定升他为委员的事感到烦心。”他停顿了一下,莫姆专心地等着他接下去。“现在,这是我看这件事的角度,”署长继续道。“贝克处理这个史寇事件的方式……”“斯维瓦,”莫姆插口说。“他的名字是斯维瓦。”“什么?啊!是,是的,是斯维瓦。贝克的行为似乎显示他还不太能适应,你认为呢?”“就某些方面来说,他似乎有些胡言乱语,我认为。”莫姆说。“哦,我们希望情况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他不太平衡。而我的看法是我们应该观望一阵子,看看这是不是永久性的,或只是他生病过后短暂的反应。”署长举起他的手,离桌面大约一寸,然后再放下。“换言之,”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让他升职是有些冒险的。最好是让他留在目前的位子,然后我们再看看事情的发展如何。毕竟他的升职只是提议,都还没有上报委员会,所以我提议我们将整件事搁置,暂时不要再讨论下去。我手上还有其他适当的人选可以担任这个职务,而贝克也不会知道他的名字曾经被提出来讨论过,所以没有什么损失。我们这样做可以吗?”“可以的,长官。”莫姆说。“我相信这是个明智的决定。”警察署长再一次站起来走向门口,然后替莫姆开门;而莫姆马上从椅子上跳起来。“我也这么认为,”警察署长一边说一边关上门,“一个最明智的决定。”几个小时之后,升职被驳回的谣言传到马丁·贝克的耳中。这是仅有的一次,他同意警察署长的意见。毫无疑问的,警察署长做了一个少见的明智决定。菲利普·费思佛·莫里森正在他的牢房里踱步。他发现坐着不动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他的脑筋也是,没有一刻能静得下来。但是日子久了它们还是变得单纯了,现在它们只局限在几个小问题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又为什么会这样?这两个问题他都找不出答案。监视他的警卫将他看到的情形告诉监狱中的精神病医师,过了一个星期他们会再告诉牧师。莫里森继续寻求解释。而给别人一个解释是牧师的专长,也许他能够帮得上忙。现在那个囚犯正静静地躺在黑暗中,他无法入眠。他想:到底他妈的发生了什么事?又为什么会这样?一定有人知道。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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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卡车是灰色的,上面除了车牌以外没有任何的标记,那些开着卡车的男人穿的工作服颜色几乎和卡车一模一样。从他们的外表根本猜不出他们从事何种职业,他们可能是任何一类的工人,也可能是市政府的员工,而事实上正是这样。现在是傍晚接近六点钟,再过十五分钟如果没有任何意外发生,他们就可以结束今天的工作,回家逗逗孩子,然后坐在电视前休息。马丁·贝克在图尔街要找的人都不在家,但是他找到了这两个人。他们正坐在他们的福斯货车旁边喝着瓶装啤酒。那辆车上传出阵阵消毒药水刺鼻的气味,但还是有另外一种味道是任何化学药品也无法掩盖的。车的后门开着,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两个人要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把车子里的味道吹掉。在这个美丽的城市中,这两个男人有一种特殊的功用。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清除那些自杀者或用其他方式离开这种生活、而换到一个比较舒服的环境去的人。有少数人,例如消防员和警察,还有某些新闻记者或其他眼尖的人,对这种灰色的卡车相当熟悉。当他们看见它在街上奔驰的时候,就知道有些不对劲了。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它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它只是一种处理特殊状况的交通工具而已。但无论如何,实在没有理由让这些消沉的人们再受到更多的惊吓了。像许多其他从事特定工作的人一样,这些人在工作来临时默默地守着本分,保持泰然;他们很少或从不曾在社会福利这部机器里过分夸大他们的角色。他们差不多只和自己人讨论。他们很早以前就知道,大部分的人听到他们的话之后的反应是非常负面的,特别是在一些愉快的场合,例如和朋友在一起时,或者和妻子在咖啡桌前聊天时。他们虽然每天都要和警察接触,但收到的总是一些平凡无奇的命令。因此一位刑事组长对他们的工作感兴趣,甚至还约他们出来,的确让他们感到兴奋。那两个人当中比较多话的那个用手背抹了抹嘴,然后说:“没错,我记得那件事,在保斯街不是吗?”“是啊。”“那个名宇我不太记得了。你说是史多?”“不是,是斯维瓦。”“我没什么印象,我们通常是不管名字的。”“我了解。”“那也是一个星期日。星期日总是比较忙碌,你知道吗?”“你记得我说的那个警察吗?肯尼思·卡斯穆?”“不记得了,名字对我根本没有意义,但是我记得那个直瞪着看的警察。”“在你去抬尸体的时候?”那个人点点头。“是的,我们认为他是里面比较难缠的。”“哦,为什么?”“警察有两类,你知道吗?一种是会吐的,另一种不会。那个家伙甚至连鼻子都不遮一下。”“所以他一直都在那里?”“当然,我刚才说过了,不是吗?他可以他妈的确定我们没有偷懒,就为这么回事。”另一个人吃吃地笑着,然后喝了一口啤酒。“我再问一个问题。”“你要问什么?”“你抬起尸体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底下有任何东西?任何物品?”“会有什么东西吗?”“像一把自动手枪,或是左轮。”那个人突然大笑起来。“枪或左轮,”他高声说,“这有什么差别?”“左轮有一个可以转动的枪膛,而且是用机械装置带动的。”“就像牛仔带的,哦?”“没错,就像那种。这是没有什么差别,主要的问题是究竟有没有武器压在死者身体下面。”“你听好,组长,这个家伙是个中年人。”“中年人?”“是啊,大约死了两个月。”马丁·贝克点点头。“我们把他抬到塑胶布上面,然后我把盖布的边封起来,亚那就清扫地板上的那些蛆。我们通常会把它们丢进一个装有杀虫剂的袋子里面,当场解决它们。”“哦?”“所以如果亚那用竿子清扫的时候,他一定会注意到,是吗?”亚那点点头吃吃地笑着,最后一滴啤酒也流进了他的喉咙里。“我当然会看到。”他咳了一下。“所以……那里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何况那个巡逻警察一直站在旁边看着。事实上我们把尸体放到锌盒里面离开之后,他还在那里,对吧,亚那?”“我跟你打包票。”亚那说。“你似乎相当自信。”“真的吗?我们其实没有发现其他的东西。在那个客户的身子底下没有什么东西,嗯,除了一块漂亮的cynomyiamortuo’rum。”“那是什么?”“尸虫。”“你确定?”“相当确定。”“谢谢。”马丁·贝克说。然后他就离开了。那两个穿着灰色工作服的男人继续聊着。“你把他给唬倒了。”亚那说。“怎么说?”“就是刚才讲的希腊文啊!他们这种大人物总是认为我们这群没有用的人,除了包一包腐烂的尸体之外什么都不会。”前座的行动电话响了。亚那拿起电话,抱怨了一下,然后放下来。“真该死。”他说,“又一个混帐把自己吊死了。”“哦,这样。”他的同事说。“老实说,我一直不了解这些家伙为什么要吊死自己。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说?”“唉,算了吧,快走啦。”就技术上来说,马丁·贝克至今才弄清楚有关保斯街上这个神秘死亡案件的一切细节,至少已经弄清楚警方采取了哪些调查工作。但是还有一个重点:要拿到弹道调查报告,如果有的话。虽然他花了不少功夫调查死者,但是有关斯维瓦这个人,他知道的还是很少。星期三攻击莫斯壮和莫伦住所的那件事,马丁·贝克并不关心;他也不知道有关银行抢劫或那些特别小组有什么困难和难言之隐。他为这一点感到庆幸。星期二下午在查访斯维瓦的房子之后,他曾经到昆斯荷曼街的中央警察局,在那里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事情,没有人有空招呼他。因此他就到国家警察局去。在那里他听到一个谣言,刚一听到他觉得很荒谬;但是在仔细地思考过后,他觉得很难过。谣传说他要高升了。但是做什么?督察长,委员,区长?也许只是变得比较健康、比较有钱、朋友比较多吧?然而这不是重点,大概这些假设都只是毫无根据的闲话。他最近一次调升是在一九六七年,担任刑事组长;但是没有理由被调到更高的位子上。如果是在最初几年,毫无疑问地他可能在四或五年里再次调升。每个人都知道,在官僚体系下,你必须彻底熟捻关于薪水和升官这类的事,因为每个人都抱着嫉妒的眼光盯着自己和别人的机会。这种谣言是怎么开始的?在背后一定有些理由。但是是什么?就他的想法,有两种可能的解释。首先可能是他们要让他当不成国家刑事小组的头头;甚至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把他丢进官僚体系之内,让他坐进楼上那些位子——毕竟这是最常见的用来除掉不顺眼或明显没有能力的官员的办法。然而这不大可能。没错,在国家警察局里他有些敌人,但是他对他们根本不会构成威胁;而且这样一来,他们大概就势必要让库尔保升官来接他的位子,而这是他们相当不愿意见到的。所以第二种解释似乎就比较有可能了。但是不幸地,这种想法是会使所有人颜面尽失。十五个月前他经历了生死只在一线之间的危机,也是瑞典近代历史中惟一一个老警官曾发生的事——被一个所谓的罪犯开枪击中。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许多注意,而且他的所作所为让大家视他为圣人,虽然他没有那么清高。然而众所周知的,在警察圈中,英雄就如凤毛麟角一般,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夸大了这出戏的剧情的原因。所以,现在有个英雄在面前,他们能拿这个英雄怎么办?他已经获得了一面奖章了,所以现在能做的只有让他升官了。马丁·贝克自己曾经有充分的时间去分析一九七一年四月那个改变他命运的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老早就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他做错了。不只是道德上,从专业的角度而言也是。他也了解在自己有这个想法之前,他的许多同事就已经这么认为了。他的行动就像个白痴,所以才会被击中;而且就因为如此,他们到现在才肯给他一个比较高、要负责任的位子。他在星期二傍晚曾经思考过自己的处境,然而一回到维斯保加他的书桌前坐下,他立刻就不再想它了。星期三,他冷眼、无情但却有系统地投入斯维瓦这个案子里。他独自坐在房间里,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调查。有一阵子他告诉自己,这应该是他目前所能希求最好的情况了:在情况还算不错的时候跳出工作,被分派来独自以自己的方式处理这个案子,没有任何外界的干扰。但是在内心深处他还是有些留恋。为了什么,他也说不上来,也许他所从事的正是他的兴趣所在。他常常发现自己是孤独的,而现在似乎更是变成了一个隐士,丝毫没有找个伙伴的欲望或任何打破僵局的意思。他是不是快要变成一个工作的机器了,封闭在锅盖之下——还是一个看不见的玻璃圆顶中?以他职业性眼光来看,目前这个案子会发展到什么情况他一点也不忧心;他可能会弄清楚,也可能不会。他的部门在谋杀和一般杀人案件上的破案率算很高的,这是由于大多数的案子都不复杂,而且那些伏罪的人通常都会被关起来。除此之外,国家刑事小组的装备也比较齐全。整个警力中,拥有丰富的资源与直接面对罪犯的只有安全警察,而他们仍旧在搜集共产主义者的名册,同时固执地忽视许多法西斯主义组织的兴起,除此之外他们真的是一无是处。所以他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凭空想象政治犯罪并且评估潜在的安全风险,以便有些事情可以做,因此他们那些活动的结果正如预期的,可笑至极。然而安全警察可视为是策略性的政治后盾,用来对抗不听话的思想家,而且到时候他们的行为就不再是可笑的了。当然国家刑事小组也有失败的时候。调查陷入胶着,最后只能归档。通常他们都已经知道这些案子的罪犯是谁,但是罪犯一定会坚决否认,所以也就无法被定罪。这类暴力犯罪的方式越原始,证据通常也就越少。马丁·贝克最近一次的失败就是典型的例子。拉普兰的一个老男人用斧头杀了与他同年的妻子,动机是他与女管家有了暧昧的关系。管家的年纪较轻,而且她受不了他太太的唠叨和妒嫉心。在杀死她之后,他将尸体藏在放木柴的小屋子里。因为时逢冬季,气候非常的差,所以他等了大约两个月才拆下一扇门放在雪橇上,将她的尸体载到最近的村庄去;那里距离他的农场有十二里,而且根本没有路。因此到了那里,他宣称那个老女人是自己跌倒以后头撞到火炉,因为天气实在太寒冷,所以他无法早些带她到村里来医治。那里每个人都知道这是谎言,但那个男人坚持这种说法,他的管家也是。当地警察外行的调查方式又破坏了所有犯罪的痕迹,所以他们请求外来的援助。马丁·贝克花了两个星期呆在一间奇怪的旅馆里,但最后仍无功而返。白天,他质问那个凶手;到了晚上,他坐在旅馆的交谊厅里,听着当地人在他的背后嘲笑他。然而这种是非颠倒的处境是非常例外的。斯维瓦的故事比较奇特,和马丁·贝克以往处理过的案子不太相同。这应该是很刺激的一件事,但是他不是个喜欢解谜的人,所以丝毫不觉得刺激。他星期三做内部调查的工作没有什么成效,以往捉到的罪犯的档案也没有任何有关卡尔·爱德温·斯维瓦的资料;这些只能断定他从来没有因犯罪而留下任何记录。但是有许多违反法律的人根本没有到过法院——这似乎已偏离制定法律的原意了。法律就是要保护社会中某些社会阶层的人,维护他们被模糊化的利益,但是现在看起来怎么会变得千疮百孔?国家酒类与文化局的报告中也没有任何资料。这可以假定斯维瓦还不算是个酒鬼。以他在社会上的地位,有关当局一定会对他喝酒的习惯进行调查。如果是上流社会的人喝酒,会被视为一种“文化”;而其他阶层的小市民如果有这种需求,立刻会被当作是酒鬼或是个案,需要关心和保护。但调查完之后他们既得不到关心也得不到保护。斯维瓦成年之后就担任仓库管理员这个工作,而他最后是在一家快递公司上班。他的背受过伤,这在他从事的这个职业里是常见的事,因而在他五十六岁的时候,主管就认为他已经不适合这份工作而将他辞退。从那时起,他只靠退休金一天拖过一天,也就是说他只靠连锁商店卖给他的大量狗食和猫食维生。在他的储藏室中,那半罐贴着“喵喵牌”标签的猫食,是惟一看起来可以吃的东西。有一些不太重要的资料显示,斯维瓦是在斯德哥尔摩出生的,他的父母在四十多岁时就过世;而且他没结过婚,也没有抚养过任何人。他的资料还没有转给福利局,在他最后工作的那家公司里也没有人记得他。诊断出他不适合这份工作的医生写了一些诊断说明说,这个病人不能从事体力工作,年龄太大所以也不能再接受训练。另外斯维瓦也说过他没有意思继续工作下去,“因为这份工作似乎毫无意义”。也许想要找出是谁杀了他,而找到之后还要知道是为什么,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到底是如何被杀的实在令人不能理解,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先试着找到凶手,然后问他是如何做到的。现在是星期四,太阳快下山了。他才离开那两个人和那辆发出刺鼻药水味的卡车不到一个小时。马丁·贝克回到图尔街的屋子里做了些新的尝试。今天的工作应该结束了,但是他不想回家。所以他又爬了两层楼,然后休息片刻等他的呼吸恢复。这时候,他看着那个椭圆形的珐琅门牌,白色的底面上有绿色的字:李·尼尔森。外面没有门铃,只有一条铃绳。他拉了一下,然后等着。里面传出门铃发出的叮当声,可是没有任何回应。这是栋老旧的房子,从门上的毛玻璃可以看见玄关的灯是亮着的,这表示有人在家,他以前来的时候里面都是暗的。一段恰当的时间之后,他再拉了那条铃绳一次。那种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再次响起,里面也传出有人拖着脚步过来的声音,他隔着那面不透明的玻璃隐约看见一个人影。多年执勤的经验让马丁·贝克可以很快地判断出一个人的个性、反应,用专业的术语来说是“初步的描述”。来开门的女人最多三十五岁,但是直觉告诉他,她实际上可能多个一两岁。她不高,大约是五呎二时,他猜想。虽然有结实的身体,但她给人的印象是柔弱、秾纤合度,而不是丰满或过于笨拙;她的体型强硕,但有些不协调。她的眼睛是蓝色的,眼神锐利而且直接,她直视他的眼睛,就像是可以猜透他的心思,无论他是在想什么。她有一头金色的直发,剪得很短,它们现在还是湿的,而且有点乱;她身上散发出一股香味,很可能是植物性洗发精的味道。她穿着短袖开襟的织线羊毛上衣和一条褪色的、应该洗过无数次的牛仔裤;羊毛上衣应该是刚穿上不久,有许多水滴溅到肩膀和胸部附近。她的肩膀比较宽,臀部较小,从脖子到手臂都让阳光晒得很均匀;她的脚短而薄,脚趾很直——像是常常穿凉鞋或木展,更可能是经常没有穿鞋。他意识到自己正用职业性的眼光检视着她的脚,就好像在检查血迹或尸首上的痕迹一样,所以他赶快将眼光回到她的脸上。那双眼睛现在正在搜索,她的眉毛微蹙。“我正在洗头发。”她说。她的声音沙哑,也许是感冒了,或是常常抽烟;或是她的声音原本就这样。他点点头。“我大声地说了‘进来’两次。门没有锁,我在家的时候通常都不锁门的,除非我想要一个人静静。你没有听到我在喊吗?”“没有。你是李·尼尔森吗?”“是啊,你是警察,哦?”马丁·贝克的观察力非常地好,他遇到过的人当中,只有他的上司可以和他媲美。而只不过几秒钟,她就可以正确地知道他的来历,而且从她的眼神中,她好像已经把他打量清楚了。不过这还有待观察。她之所以能很快猜出他的身份,当然,可能是因为她预料到会有警察来找她;不过他并不这么认为。当他取出皮夹,拿出他的证件的时候,她说:“你只需要告诉我你的名字。该死,嘿,进来吧!我想这里应该有你想要的东西。我们俩该不会想站在楼梯上说话吧。”马丁·贝克稍微感觉到他的戒心松懈了些,但是这种情形真的很少在他身上发生。她突然转身走进屋里。刚开始,它的大小和布置让他不自在,但是这个房间里零星地安置着一些令人愉悦的家具。一些孩子的图画用大头针固定在墙上,显示她有一个家庭;除此之外,墙壁上的装饰很杂乱,有油画和普通的图画,有放在椭圆形相框里的旧相片,还有一些剪报和海报——其中还有列宁和毛泽东的肖像,不过这些在他看来大概并没有政治上的涵意。房间里还有许多书,有些在书架上,有些则随手丢在一旁。她有许多录音带和一套音响,两台看来年代久远、且经常使用的打字机;还有一大堆的文件,大部分都装订好并叠成一摞,看起来像是警方的报告。他猜想这些是她的笔记之类的东西,而她可能正在进行一些研究。他跟着她进去,穿过一个可能是婴儿房的房间,只是床上非常的整齐,所以平常住在这个房间的人目前应该不在才对。噢,现在是夏天了。那些负担得起的父母亲都带着孩子到乡下去了,远离城市污浊的空气和荒谬的生活。她回过头来瞥了他一眼,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然后她说:“你介意我们到厨房坐吗?如果你介意的话只管说一声。”她说话的语调不算很友善,但也不怀任何敌意。“我一点也不介意。”“那请坐。”他们走进厨房,然后他在一张大圆桌旁坐下。这里有六张造型各不相同的椅子,颜色令人感到愉快;房间里的颜色更多。“等一下。”她说。她似乎有些紧张不安,但力持镇定。在壁炉前有一双木展,她穿上后走开了。他听到她忙活着什么,还听到电动马达起动的声音,她说:“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名字。”“贝克,马丁·贝克。”“你是警察?”“没错。”“哪一种?”“刑警。”“职俸等级二十五点?”“二十七。”“看起来还不错嘛。”“对,不算太差。”“那么我该怎么称呼你?”“刑事组长。”马达声音停下来,他听过这种声音,于是立刻明白她在做什么:用真空吸尘器吹干她的头发。“李,”她说,“我的名字。当然不必我说,门上就写着我的名字。”厨房很大,就像以前的旧房子一样,因此尽管有桌子和许多椅子,还有瓦斯炉、洗碗机、电冰箱、冰柜等,房间里还是留有许多空间。水槽上有一个架子摆着锅子和茶壶,下面则用钉子吊着许多天然的物品:像艾草和麝香草之类植物的树枝。一些野莓、几条干燥的蕈和三串大蒜(它可以制造一种气氛,而且还会发出芬芳的气味,是一个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东西)。艾草和野莓是配白兰地酒的绝佳点心;而麝香属的植物可以加进豌豆汤中——虽然贝克以前还可以尽情享有瑞典佳肴的时候比较喜欢甜的墨角兰属植物;如果知道如何处理,蕈类也是不错的。不过那串大蒜大概只是装饰用的,因为那种数量足够任何正常人吃一辈子了。她回到厨房,梳着她的头发,立刻注意到他在看什么。她说:“防吸血鬼用的。”“大蒜?”“是啊!你没看过那些电影吗?彼得·古勋知道所有有关吸血鬼的事。”她把湿的羊毛上衣换掉,穿上一件无袖青绿色的衣服,看起来就像个小女生。他注意到她的腋下有金色的毛,小巧的胸部似乎不需要穿胸罩,事实上她也没有穿,她的乳头清楚地在布料之下隐约呈现。“警察,”她说,“刑事组长。”她用她一贯直接的眼光看着他,并皱着眉头:“我没有想到是一个薪水有两万七的警官来访。”“是不寻常,不寻常。”他说。她坐到桌子上,但是立刻又站了起来,咬着指关节。马丁·贝克知道他可以起个头了。他说:“如果我预料的没错,你对警察的印象是不太好的。”她很快地瞥了他一眼说:“是,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对他们会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有谁可以。不过我知道他们会引起许多人的苦楚和不悦。”“那样的话我会尽可能减少我带给你的困扰,尼尔森太太。”“李,”她说,“每个人都叫我李。”“如果我的资料没错,你是这栋大楼的所有人,是吗?”“是的,我几年前继承来的。但是这里没有什么警察会感兴趣的事,没有吸毒者,没有赌场,更没有什么妓女或小偷。”她喘了口气。“也许偶尔有些颠覆性的活动,精神上的犯罪吧,可是你不管政治上的事吧?”“你怎么这样肯定?”她突然发自内心地笑了笑,很愉快、灿烂的笑容。“我又不是聋子。”她说。马丁·贝克心里想,不,当然不是。他大声地说:“你是对的,我只管暴力犯罪、谋杀和一般的杀人案。”“我们这里这两种案子都没有,过去三年来甚至连打斗都没有,虽然去年冬季曾有人强行进入顶楼,而且偷走许多没有用的东西。要不是保险公司坚持,我甚至不想找警察来。不过也没有警察来过,他们没有时间管这种事,但是保险公司还是付了钱。通知警察很明显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她抓了抓脖子,然后说:“好吧,你还想要知道些什么?”“谈谈你的一个房客。”她扬起眉毛。“我的房客?”她特别强调“我的”那个字眼,似乎非常困惑、惊讶。“现在已经不算是了。”他说。“去年只有一个人搬了出去。”“斯维瓦。”“对,有个叫斯维瓦的住在这里,他去年春天搬出去了。他怎么了?”“他死了。”“是谁对他做了什么吗?”“对他开了一枪。”“谁?”“他可能是自杀的,我们也不确定。”“我们可不可以轻松点?”“随你便。不过你说轻松点是什么意思?称呼彼此的教名吗?”那个女人摇了摇头说:“我不喜欢正式的问话,我厌恶那种感觉。当然如果有必要,我也能装出不在乎的样子,我可以卖弄风骚,擦上眼影和口红,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马丁·贝克觉得有些不能自己。突然她说:“要不要喝杯茶?喝茶不错耶!”虽然他很想要杯茶,但是他说:“不要麻烦了,我不需要什么。”“乱讲,”她说,“天气那么热。你等一会儿,我马上帮你弄些吃的,烤三明治应该不错。”他立刻感觉到自己也想来一个,在他能开口说不要之前,她继续蝶蝶不休地说着:“要不了十分钟的,我弄吃的手脚很快,一点也不麻烦,而且会弄得很好吃。做什么就要像什么,虽然生活品质是越来越差了,但是你总该煮点好吃的东西来慰劳一下自己。把茶和三明治放进烤箱里,然后我们就可以聊天了。”要拒绝似乎不太可能。他开始对她有了新的看法:倔强,难以抗拒的坚强意志。“好吧,谢谢。”他顺从地说。在他还没有说出这句话前,她已经开始忙碌了,她弄出许多声音,但是速度和效率却很惊人。其实他从没遇到过像这样的事,至少在瑞典没有。在那七分钟里她忙着弄吃的,没有时间说话。六份夹有番茄薄片和乳酪粉的热三明治和一大壶茶,他看着她当场做出一份点心,心想她到底是几岁了。就在这时,她坐到他面前说:“三十七,虽然很多人认为我年轻些。”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你在想这个,不是吗?吃吧!”味道不错。“我总是感到饥饿,”她说,“我一天吃十到十二餐。”每天吃十到十二餐的人通常很难维持体重。“我吃那么多也没变胖,”她说,“其实根本没有差别。多个一磅不会让你改变太多,我还是我;不过我如果没吃东西就会受不了。”她一下就吞下三份三明治。马丁·贝克吃了一块,犹豫了几秒钟,又吃了一块。“我想你对斯维瓦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没错,可以这么说。”他们似乎是心有灵犀,而很奇怪地,他们都不会感到惊讶,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所以他是有些不对劲是吗?”他说。“是的,”李说,“他是个奇怪的人,没错,真的很奇怪。你弄不清楚他的来历,所以老实说,当他搬出去的时候我很高兴。对了,他怎么死的?”“他是上个月十八号在他的住处被发现的。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死亡至少六个星期了,可能更久,据推测可能有两个月。”她摇摇头说:“他妈的,我不想知道细节,我对太过于血腥的事情很敏感,如果你知道我的意思;听到后常常会梦到它们。”他想说他不会做太多不必要的描述,但又觉得说这些是多余的。反而是她说:“总之,有件事错不了。”“哦,什么?”“如果他还住在这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不容许它发生。”她用一只手撑住下巴,鼻子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他注意到她有相当大的鼻子和强壮的手掌,指甲也很短。她正严肃地看着他。然后她又突然站起来,在架子上摸来摸去的,最后找到一盒火柴和一包香烟。她点着一枝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她捻熄那枝烟,吃掉最后一块三明治,再把手肘放在膝盖上,头低低地坐在那儿。她瞄了他一眼,然后说:“我或许也无法阻止他的死亡,但是他不会躺在那儿两个月而没有被人注意到,至少,有我在,甚至不会超过两天。”马丁·贝克没有说什么。她说的当然是事实。“在这个国家里,房东是上帝创造的废人,”她说,“但是这个社会鼓励他们关心别人。”他咬着下唇,马丁·贝克从没有在公开场合发表他的政治理念,也总是避免谈论政治话题。“不谈政治,哦?没有关系,我们就不谈政治。”她说,“只是我不巧就是一个房东……是不小心当上的。我继承了这个垃圾堆,刚才也说过,事实上它是栋不错的公寓,但是我继承下来然后搬进来的时候,它真的是像个猪窝一样。我的父亲十几年来从来没有换过一个灯泡,或修过一扇破掉的窗户。他住的地方离这里有好几里远,而且他只对收租金和把那些没有准时付房租的房客赶走有兴趣。然后他把那些房间分割成许多床位,用高得离谱的价钱租给外国人和一些别无选择的人。他们不得不找个栖身之处,不是吗?几乎所有的旧房子都差不多是这样。”马丁·贝克听到有人打开前门进来。那个女人倒是没有什么反应。一个女孩进了厨房,她穿着便服,手里还拿着一个包包。“嗯,”她说,“我可以用洗衣机吗?”“当然,请便。”那个女孩没有注意到马丁·贝克,还是李开口说:“我想你们并不认识,这是……你说你叫什么名字,再说一次好吗?”马丁·贝克站起来和她握手。“马丁。”他说。“英吉拉。”女孩说。“她刚刚搬进来,”李说:“住在斯维瓦以前住的那一间。”她转向那个拿着包包的女孩。“住得怎么样?”“一切都很好,”女孩说。“可是马桶今天又出问题了。”“妈的,我明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水管工人来。”“除了这个,一切都很好。对了……”“什么?”“我没有洗衣粉。”“就在沐浴乳后面。”“我真是没脑筋。”“别这样,别为这种小事烦心。你改天可能还能帮我一些小忙呢,例如帮我锁上后门。”“你真好。”那个女孩进了浴室。李点了另一根烟。“就是这样。斯维瓦住的是一间不错的房间,我两年前才重新整理过,租金是一个月八十元。不过虽然如此,他还是搬出去了。”“为什么?”“不知道。”“他给你找麻烦吗?”“没有,我不会和房客有什么纠纷,没有必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很自然的,那就是生活的乐趣。”马丁·贝克没有说什么。他感觉到精神没有那么紧张了,也发现不再需要问她什么问题。“斯维瓦最奇怪的特色是他喜欢在门上装四个锁。你在房子里根本不需要上锁,除非你真的不想受到任何干扰。他搬离的时候把所有的链子和门闩全都拆下来带走。他受到的保护非常周全,就像现在的小女生一样。”“你是说……比方?”“当然,性方面的。我们这个社会里的那些大人物会惊恐地大喊大叫,因为小孩子,特别是女孩,在十三岁的时候就初试云雨了。白痴,每个人都知道从十三岁开始我们就有性经验了。不过有避孕药等等的东西,那些女孩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所以现在还有什么好怕的?在我们那个年代,女孩子多怕怀孕啊!对了,我们怎么会谈到这种事情?”马丁·贝克笑了笑,自己都感觉惊讶,但是它真的发生了;他笑了。“我们正在谈论斯维瓦的门。”他说。“对了,而且你笑了,我想你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或者你已经忘记那档子事了。”“可能只是今天碰巧心情不好。”他承认。可是这不是他真正的想法,这和他想要说的完全相反。她的脸上露出一抹失望的表情。她是对的,而且她自己也知道。想要欺骗对方是很愚蠢的,所以他说:“对不起。”“没错,我一直到十六岁才开始谈恋爱。可是那个时候情况完全不同。”她捻熄了香烟,然后冷静地说:“我总是话太多,那是我成堆弱点中的一个,不过这不算性格上的缺陷,对吧?”他摇摇头。她抓抓脖子说:“维斯瓦还是装了那些小锁?”“是。”她摇摇头,踢掉脚上的鞋子,把脚跟放在地板上,脚趾头互相摩擦。“真是叫人不明白,他一定患有某种恐惧症。这对我来说是很困扰的。所有的门我都有备用钥匙,这里有些人已经老了,他们可能会生病,需要人帮助,这时就要有人进得去;但是如果门反锁了,有备用钥匙又有什么用?斯维瓦实在很老了。”浴室传来一些噪音改变了话题。李大叫:“需要帮忙吗?英吉拉?”“是的……我想……”她起身并消失了一会儿。回来之后她说:“搞定了。有关年龄的问题,我们一定也会碰到的。”马丁·贝克微笑着。他知道几乎每个人都觉得他虽然快要五十岁了,但是看起来却比实际上要小个五岁。“斯维瓦其实也不算老,”她说,“但是他身体不好,看起来病得不轻。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活那么久,他搬走的时候还到医院去检查过,结果怎么样我是不知道,但是他是到放射线部门去。这听起来有些恐怖,至少对我而言。”马丁·贝克竖起他的耳朵,是另外一个人。前门再一次被打开,有人用嘹亮的声音说:“李?”“这里,我在厨房。”一个男人走进来,他看到马丁·贝克后犹豫了一会儿,但是她马上用脚推了一张椅子给他,然后说:“坐。”这个男人很年轻,也许二十五岁,中等的高度,体格不错。他有一张鹅蛋脸,直发,灰色的眼睛,洁白的牙齿;穿着法兰绒衬衫,楞条花布做的裤子,趿着拖鞋。他手里拿着一瓶红酒。“我带了这个来。”他说。“我今天只打算喝茶。”她说。“不过没关系,你可以自己去拿个杯子。四个好了,如果你要拿的话。英吉拉也在,她在洗衣服。”她倾身向前,搔着左手腕,说:“一瓶酒难不倒我们四个人的。我也有一些酒,你在餐具室里找找,在里面靠门的左边,拔塞钻在洗碗机左下方最上面的抽屉里。”新来的那个人遵从她的指示。他似乎很习惯于服从命令。他回来坐下后,她说:“我想你们还没有见过,马丁、肯特。”“嗨,”那个男人说。“嗨,”马丁·贝克说。他们握了握手。她倒了酒,然后用她沙哑的声音朝里面叫道:“英吉拉,你洗完之后过来喝点酒。”然后,有些困惑地,她看着那个穿法兰绒衬衫的男人说:“你看起来心情不太好。是什么事?又有事情不对了吗?”肯特喝了一大口酒,然后把他的脸埋在手里。“李,”他说,“我该怎么办?”“还是找不到工作?”“连个屁也找不到,所以我才会在这里,两袖清风。鬼知道哪儿才会有工作。”他贴了过去,并且想要握住她的手。这使她不悦,所以他缩了回去。“我今天想到一个最后的办法,”他说,“我必须问问你的意见。”“你在想什么?”“去念警察学院。谁都可以到那里去念,即使是低能儿。他们现在非常缺人,而且以我的条件应该很容易进去,只要我先学会敲一个酒鬼的头。”“你是想要攻击别人?”“你知道我不是的,不过在里面我也许可以做些事,总会有的。从里面去进行改革,总要有人去改变这种腐败的情形。”“不过他们并不是只管酒鬼而已,”她说。“而且你要拿什么来养史蒂娜和孩子?”“我会去借。我今天在填申请表的时候发现这些……在这里,我带来了,我想你可能会想看一看……你什么都知道。”他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一叠表格和征募的小册子,并推给他们。然后他说:“如果你认为这很愚蠢,尽管说。”“我必须说,这非常蠢。大体上我不认为警察喜欢用有头脑的人或是想要从里面改革的人。你的身家调查呢?政治倾向呢?没有问题吗?”“哦,我曾经参加过左派的学生团体,除那之外就没有了。而且现在他们会接受所有的人,除了左翼政党的党员……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她喝了一大口酒,并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耸耸肩。“为什么不去呢?这似乎很疯狂的,但是我想可能会很有趣。”“最主要的问题是……”他喝了口酒,然后对马丁·贝克说:“敬你!”马丁·贝克也喝了一口酒。这是他们慎重的第一次接触。“有什么问题?”她不悦地问道。“唉,李,有谁能忍受这种情形那么久的吗?他们能吗?”她丢给马丁·贝克一个狡猾的表情,她的不悦转换成一个微笑。“问马丁吧!他是个专家。”那个男人看着马丁·贝克,露出惊讶和暧昧的表情。“你对这类事情很了解?”“一点点。其实警察需要所有好手加入。这是个变化多端的职业,你可以从那本小册子里看到;还有许多特别的任务,如果你对直升机、机械、组织或训练马匹有兴趣……”李一掌拍向桌子,力量之大连杯子都跳了起来。“不要说些废话,”她愤怒地说,“他妈的,你就给他一些你真正的想法!”马丁·贝克说了一些连自己都感到惊讶的话,他说:“如果你有被视作呆头鹅,或被利欲熏心、自视甚高但其实不过是个白痴的上司责骂的心理准备,你可能可以坚持到第一年。你自己不能够有任何的意见。之后你很有可能变成行尸走肉。”“明显地你对警察有偏见,”肯特丧气地说。“不可能像你说的那么可怕。的确有很多人无端地憎恨警察,这是事实。你认为如何,李?”她不寻常地发出真心的笑意,然后她说:“你可以试试看。你会是个好警察的,我相信。其他的都不是问题,而且考试应该不会太难。”“你能帮我填报名表吗?”“笔给我。”马丁·贝克胸前的口袋里就有一枝,他拿给了她。那个叫做英吉拉的女孩恰好洗完衣服走进来坐下。她谈着一些琐事,大概是食物的价格,还有在乳酪农场部门他们胡乱编一些日期的事,显然她是在一家超级市场做事。门铃响了,门被打开,有个人拖着脚步进来,是一个老妇人。她说:“我电视机的收讯状况很差。”“如果是天线的问题,我明天会找艾瑞克森来看看;要不然我想可能必须修理电视了,当然那台电视也旧了。我有个朋友有一台多出来的电视,如果真的不能看了,我就把他们那台旧的买回来,我明天会再看看。”“我今天烤了一些东西,待会儿我会拿给你。”“谢谢,你真好。我会帮你把电视修好的,伯母,你明天就可以有电视看了。”她填完那些报名表,并且拿给那个穿法兰绒衬衫的男人。她填表的速度快得惊人。现在她再回头看马丁·贝克,眼神仍旧犀利。“当房东就要像个万事通,”她说。“你知道,这是必要的,但是没有几个人这样认为。几乎每个人都想当房东,然后又很小气,他们只看到眼前的事,这实在很差劲。我总是尽力把这里弄好,住在同一栋楼里的人应该要有归属感,必须觉得他们好像是一家人一样。现在这些房子还算可以,但是我无法负担得起外面修理的费用;当然我并不想在今年秋天提高租金,但是我必须多少加一点。照料一栋房子要注意很多事情,毕竟我对房客还是有些责任。”马丁·贝克从来没有这么舒坦过,他根本不想离开这个厨房了。他还有点倦,也许是酒的作用吧,他已经有十五个月没有喝酒了。“哦,是的,继续,”她说。“有关斯维瓦的事。”“他家里有什么贵重物品吗?”“没有。两张椅子、桌子和床,还有一块污秽的地毯,厨房里只有一些必需品,甚至连衣服都没有几件。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他可能有恐惧症的原因。他跟每个人都不来往。他是和我说过话,但是那只在必要的时候。”“就我所知,他非常穷。”她看起来在动着脑筋。她倒了一杯酒,并且喝了一口。“我不太确定。”她说:“大致上来说他似乎有些精神失常。他会定时付租金,没错;不过有时会抱怨一下,即使一个月只有八十元。但就我所知,他除了狗食之外没买过什么东西,噢,还有猫食,没有饮料。没有花钱的习惯吧!即使他只有退休金,也应该偶尔买些香肠吧!虽然现实生活中真的有许多老人靠狗食维生,但是通常他们可能要付较高的租金,而且有较高的生活需要,例如晚餐都要有半瓶酒。可是斯维瓦连收音机都没有。我念心理学的时候看过有人靠削马铃薯皮维生,而且穿着破旧的衣服出门,可是他们绒毛玩具的底垫内却存了上千元!大家都看过这种事,一种心理上的现象,我忘记这叫什么了。”“但是斯维瓦没有在垫子里藏什么钱。”“不过他搬了出去,这不像他。他新搬的地方一定比较贵,而且搬那些东西也必须花一笔钱,这没有道理。”马丁·贝克喝光他的葡萄酒。他很喜欢和这些人在一起,但是现在他必须走了。他还想要吃些东西。“噢,我必须离开了。”“我正要做些意大利面,自己做的调味酱,应该还算不错的,无论如何请留下来。”“不,我必须走了。”她赤着脚跟他出去。经过婴儿室时他向里面瞥了一眼。“是的,”她说,“孩子都到乡下去了。我离婚了。”停了一会儿之后,她又说:“你也是,哦?”“是的。”到了门边她说:“那么再见了,下次再来。白天我在夏季大学讲课,但是六点以后都会在家。”停了一下,她很有兴趣地看着他说:“我们可以谈谈斯维瓦,不是吗?”一个穿着拖鞋和一条皱巴巴、灰色长裤的胖男人走下楼梯来。他的衬衫上缝着红、黄、蓝三色组成的越共徽章。“李,”他说,“阁楼里的灯坏了。”“你可以到碗橱拿新的灯泡去换上,”她说,“七十五瓦的立该就可以了。”“你想要留下来,”她对马丁·贝克说。“那就留下吧。”“不,我还是离开好了。谢谢你的茶、三明治和酒。”他知道她还是想要发挥一些对他的影响力,用意大利面留住他。但是她压抑住了,然后说:“好吧,那只有再说一次保重了。”“保重。”他们两个人都没说再见。他想着斯维瓦,他想着李。他有很久一段时间不曾如此快活了,一段真的非常长的时间,虽然他还不知道自己是如此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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