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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莎娱乐场手机版周恩来做了什么事,为何事三

文章作者:现代 上传时间:2019-08-09

周恩来的后半生,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他的关于建设的理想和作法,是有条不紊的,稳步前进的。他曾说过:“我们进行工作时要稳步前进,不能急躁。”“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在沿海。我们的文化也是落后的,科学水准、技术水准都很低。例如地质专家很少,自己不能设计大的工厂,文盲相当多。这些落后状况会使经济建设发生困难。”“不估计到这些困难,就会产生盲目冒进情绪,另一方面,如不估计到有利条件就会产生保守倾向。”
  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就是对于这个中心点,周恩来也是谨慎从事的。他特别说明:“我们说‘集中主要力量’,并不等于冒进。”他的这种稳步发展的建设思想,不只是在工业建设方面,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例如,关于教育,他说过:“我们的摊子不要铺得很大,一定要有重点,要稳步前进。”对于农业,他也说过:“发展农业要稳步前进,不能要求太急。”
  这是符合周恩来的性格和作风的。周恩来是锐意进取而又谨慎周详的人。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经济建设上发生过两次冒进倾向。第一次是1953年。这一年是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年度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国家财政预算中反映了急于求成的倾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加上编制预算时由于没有结合国家的信贷计划,没有考虑到财政方面的季度差额和周转资金,而把上年结余全部列入预算,并且作为当年的投资安排,结果造成信贷资金严重不足和财政后备力量缺乏。由于财政盘子定的过大,基本建设铺得过宽,尤其是有些方面的投资助长了盲目冒进倾向,导致这年全国城镇人口从1950年的6000多万猛增到7800多万,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激增到2亿,造成国家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状况。
  周恩来很快察觉了这种状况。6月19日.他在政务会议上指出,我们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并说,当前整个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反对急躁冒进。他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结论时,也说:今后应该注意提高计划性,防止盲目性,要重点建设,稳步前进,一切计划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反对百废俱兴,并须有足够的预备力量。
  这年夏天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周恩来是主要领导人。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克服冒进倾向的措施。会后,全国贯彻会议精神,克服和防止盲目性,在重点建设中坚持了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使得1954年和1955年的经济工作基本上沿着有计划的轨道稳步运行。
  1956年初,在上年夏天开始的反对“右倾保守”的思想影响下,在保证“一五”计划提前完成的原则下,制定了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考虑需要多,对国家物力财力的条件研究不够,总的安排上要求过高过急,反映了急躁冒进的倾向。这年1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指出:不耍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他还说,“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2月7日,周恩来指示正在召开的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反对右倾保守,轰轰烈烈。这是社会主义的喜事,但也带来一个缺点,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的现象。对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鼓励,不要泼冷水。但各个部门搞计划不能超过客观可能,不能没有根据地乱提计划。8日,他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告诫国务院各部门!“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现在,“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2月3日、6日,周恩来和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部长李先念研究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的问题。周恩来认为,既然已经存在“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现象”,而且各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那么,计委、财政部对计划就“要压一压”。2月1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各部门各地区所提1956年计划的各项指标时,就实行“压一压”,他抓住了严重脱离物资供需实际,破坏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指标,进行了较大的削减,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压到147亿元。
  3月25日,国务院下达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草案),由于当时种种主客观原因,一些指标仍然偏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建设物资的供需矛盾。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齐头并进的后果,很快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村、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
  周恩来看到,经过压缩的1956年的计划(草案),仍然是冒进的。他由此推论,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已经规定的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期间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也是冒进了。他认为,只要摸清了实际情况,就要进一步反对冒进,“要敢于抗大流”。
  1955、1956年的情况是:1955年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比较小了一些,又不适当地削减了某些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投资;1956年则是冒进了。根据这两年的经验,为了确保经济工作的健康发展,必须坚持反对右倾保守同急躁冒进这两个倾向,而当时主要是应当反对冒进。
  当时,周恩来曾经要秘书帮他查找马克思说过的一段话: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从上述认识出发,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采取制止经济形势恶化的措施。他抓了“动员生产,约束基建”,“为平衡而奋斗”。把精力放到了反对急躁冒进上。5月11日,他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反保守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他在这个月同李富春、李先念交换意见,要再次解决订得过高的1956年的国家预算,井指导起草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稿。报告稿中明确提出:“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地区都已经发生了”。
  当时,毛泽东提的是反对右倾保守。这口号周恩来起初也是赞成的,但是接触到实际工作,随着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各条战线不断向他反映情况,提出了建设规模和我国实际能力的矛盾。4月间,他亲自作调查,发现了不平衡的现象。这时,陈云提出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他支持陈云的主张,李先念也同意。因而在中央明显地发生了分歧看法。4月下旬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主张追加大额的基建投资,周恩来是不赞成的,申述了理由。5月2日,周恩来曾经到毛泽东那里谈过一次,但不久毛泽东就离开北京外出了。
  上述报告稿送到了中共中央。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讨论这个报告稿。到会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等,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有关冒进情况,半年来经济建设所引起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问题,提出继续削减开支,压缩基本建设经费的意见。会议决定制止急躁冒进,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4日中央会议的决定。这期间,周恩来在他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再一次强调: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要有这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
  为了使反冒进引起全党全民的重视,《人民日报》6月20日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用了1/4的篇幅,详述了急躁冒进的主要表现,指出“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10月间,根据中共“八大”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国务院召开会议研究制订1957年计划,足足用了将近一个月时间。会议经过认真调查研究,进行综合平衡,大家一致同意较大地压缩了基本建设规模,拟定了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11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今年的情况,生产是有成绩的,肯定的,指标一般恰当,也有安排不恰当的,如双轮双铧犁就多了。1956年的计划总的说是打冒了,财政赤字有20到30亿元。钱主要是基建用多了。1955年基建投资82亿元,1956年140亿元,增长太快,各方面都紧张,重点没有保证,大家抢器材,应该用的没有,不该用的用了。1957年的计划应在“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下考虑安排。在制订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时,建委提的是120亿元,各地报数则至少要150亿元。薄一波在订计划时随时向周恩来、陈云请示。周恩来主张要少,感到120亿还多了。1957年1月,周恩来出访巴基斯坦,陈云到机场送行回来,就打电话给薄一波说:总理上飞机时同我讲了三次,要我转告你,基建投资不能超过100亿。薄一波听成为110亿,就按此作了决定。
  周恩来反对急躁冒进是很坚决的。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是能够快于资本主义的,但是仍是需要长期努力的。他一再讲,必须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的时候,除了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质等其他条件。由于1956年反对了冒进,1957年的经济建设,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如果照此下去,中国国民经济就可能持久地沿着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综合平衡的轨道发展。
  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1956年纠正冒进的正确方针,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这是“右倾”,是“促退”,是向群众泼冷水,打击积极性。一个月后,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了11月13日《人民日报》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社论公开指责1956年反冒进,号召人们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1958年1月11日到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南宁会议。会上,他以反对分散主义为话题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后,又尖锐地批评了反冒进的“错误”,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这是方针性错误。他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50米远了。
  南宁会议召开时,周恩来在北京正忙于接待也门共和国太子巴德尔。13日,他赶到南宁参加会议。毛泽东发言猛烈抨击反冒进。16日上午.毛泽东还在会上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1/5,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毛泽东接连不断地声色俱厉地批评,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更使反对过冒进的人坐立不安。周恩来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他相忍为党,顾全大局,息事宁人,对毛泽东的批评未作任何解释和申辩,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会议的气氛。他在会上作了检查。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保护了同样反对冒进的其他一些领导人。
  2月中旬,毛泽东提议在北京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再到成都去开一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同时,他对提出反冒进的领导人发出警告,以后只能反右倾保守,不能反冒进。3月8日到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又批评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25日,周恩来再一次检讨反冒进“错误”。毛泽东听后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番话,意味着要周恩来在将要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进行检讨。
  这种批评,从1957年11月的南宁会议,1958年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直到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一直继续着。并且把问题混淆为政治路线问题。最后,大家都赞成毛泽东了,没有争论了。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比较少了,他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主动、求实和创造性的作用了。
  周恩来的内心非常苦闷。成都会议期间,他对秘书讲,回到北京后,要起草一个他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后来回到北京,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周恩来说,这个稿子主要是做“检讨”,囚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他已经同毛泽东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是思想跟不上毛泽东。这个“检讨”,周恩来说一旬,秘书记一句,他说得很慢,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这反映了当时周恩来内心的矛盾,他找不出恰当的词句来表达。在这个情况下,秘书向他建议说自己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等他安静地构思好以后再来记录。这时已是深夜12点了。凌晨之时许,邓颖超找到秘书说:怎么周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她同秘书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继续口授,完成这个记录稿。在同秘书谈话时,周恩来流下了眼泪。后来,周恩来又逐字逐句地亲白修改,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秘书看到,周恩来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增添了。这个稿子退回来时,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比较轻了。
  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围绕支持“大跃进”这个核心问题进行检讨。这个8000余字的检讨发言稿,作为大会材料印发给了到会代表。
  作为人民政府的总理,周恩来觉得应当向人民负责。而在他被认为是错误的,不能贯彻自己的正确主张的时候,他就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了。1958年6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会议,是决定周恩来去就问题的。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不变。
  批反冒进的“错误”,批掉了一个按照中共“八大”制定的一条实事求是的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正确的经济建设路线。造成“大跃进”的重大失误,使得我国经济建设遭受重大挫折。后来,毛泽东在发觉了“大跃进”造成失误后,在1960年6月作了一个《十年总结》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说:“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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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一生历尽沧桑,虽历经荣辱却不变初衷。他遇事沉着冷静,科学分析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通过制止、回击、调解、疏导等方法,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巧妙科学地应对;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他那独到果断、富有创造性的智慧和才能不仅体现在政治、外交活动中,也在经济建设舞台留下了浓墨重彩。其中“大跃进”后在经济调整中的一副对联就是一例生动体现。

对联的产生

1960年8月30日—9月5日,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提出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周恩来将“整顿” 改为“调整”, 并增加了“充实”二字,从而初步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八字方针。周恩来把“整顿”改为“调整”,使内容更加广泛,突出了扭转比例失调的含义,更切合当时经济形势的需要。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这个方针。

尽管提出了基本工作方针,但是各级领导人对形势的认识并不统一。有的认为经济问题并不十分严重,没必要进行大的调整;有的认为,主要是农业拖了后腿,工业没有什么问题;一些人更是怕又像1959年反右倾那样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怕政策多变。这些情况阻碍了“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导致不能主动调整经济,将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于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取得相对最大的产出;拖着大摊子,长线、短线相互拖着一起下降。1961年,在基本建设、工业急剧下降的同时,农业生产下滑的趋势尚未得到扭转,财政、信贷赤字没有消除,货币发行量继续扩大,物价猛烈上涨,人民生活依然十分困难。

为了迅速统一全体干部的认识,认真贯彻调整方针,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史称七千人大会。要求全党团结起来,踏踏实实地做好调整工作,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调整工作的宏观经济工作的实质,是贯彻综合平衡方针。

1962年3月,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综合平衡方针。他说:“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平衡。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最大的教训是不能平衡。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 就寸步难移。” 在陈云讲话时,周恩来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

上联是 “先抓吃穿用”,

下联是 “实现农轻重”,

横批是 “综合平衡”。①

这幅对联生动地概括了综合平衡方针的目的和方法。

对联是周恩来协调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在总结本国经济建设和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人重新开始了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这次探索从1956年初开始,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为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前后形成了一个高潮。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所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总结了执行“一五”计划的经验教训,指出,要实现国民经济稳步前进,我们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取得的基本经验是: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安排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他还强调,由于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难以完全预计到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新的情况,因此,应该把长期计划的指标定得比较可靠,而年度计划加以调整。确认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强调要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既反对右倾保守,也要反对急躁冒进。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确定了“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的经济建设的方针。②

然而从1957年下半年起,在国内、国际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国家领导人急于求成的情绪再度滋长,并通过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首先表现出来,之后逐步升温,上纲为反右倾保守主义,成为指导经济建设的主导方针。

在批判反冒进的过程中,只讲速度,不讲比例、效益;只讲主观愿望,不讲经济规律;不做科学论证,对贯彻反冒进的同志扣帽子,甚至与国民党、右派相提并论,把安排经济计划速度的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不是发扬民主,摆事实讲道理,而是不允许不同观点的同志申辩。迫使贯彻反冒进方针的中央负责人周恩来、陈云等多次检讨。这样,就轻易否定了中共八大前后凭借集体智慧形成的许多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成果。批判反冒进,是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从量力而行、综合平衡、稳步前进,转变为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重大转折点,为即将发动的全民“大跃进”清除思想上的障碍。

“大跃进”导致经济运行出现了空前混乱。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创历史最高水平。三年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而农业总产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自1958年“大跃进”始至1961年连续4年财政赤字,共计达180.35亿元,亏空严重。与之相伴随,出现了货币发行过多、市场不稳定的现象。1960年,银行信贷资金达954.4亿元,比1957年增加2.35倍。在外部难得开放,内部“池子”有限的环境下,实体经济没有能力承担如此巨额的金融“泡沫”。再加上自然灾害,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等,我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物资缺乏,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加剧。

残酷的现实使人们的头脑冷静了一些,1959年6月毛泽东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是没有搞综合平衡,是权力下放太多,强调要搞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衡,要适当收回下放的权力。庐山会议之后的1961年号召全党大搞调查研究,1962年初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周恩来在这个会的小组讨论会上发言,强调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③。国民经济重返综合平衡方针,才有了周恩来的这副对联。

对联体现的是生产目的、产业结构与经济规律

上联 “先抓吃穿用”,既反映了生产目的,也是在市场全面紧张局面下的应对举措。一方面,在经济遭受严重困难的形势下,要优先解决人民急需的吃穿用问题;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需求,这是党的八大确定的基本方针,在调整中要重申,并切实得到重视。

下联 “实现农轻重”,反映的是产业政策。对于国民经济最重要的三大产业--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如何协调发展,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对长期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的积累与消费比例不协调,重工业脱离农业,轻工业单独推进不仅难以持续,也影响了农业、轻工业的增长与发展,影响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与逐步改善等问题,有过精辟论述,周恩来在八大报告中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与总结。但是在“大跃进”追求高速度的冲击下这些远见卓识都被放在一边了。在调整中痛定思痛,要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顺序实现全面发展。周恩来的这副对联提出后不久,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作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长期经济建设方针。

横批 “综合平衡”是这副对联的核心、精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在新中国经济思想的集中体现。马克思创立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经历了20多年的漫长研究,他高度抽象地给出了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即需要在两大部类产品之间进行交换的部分,不仅要总量平衡,而且要结构平衡,不仅要在价值量上相等,而且要在使用价值的形态上配套。1956年八大前后周恩来反复强调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方针正是这一理论中国化的体现。经历了“大跃进”的否定之否定反复后方被重新认可,并在调整工作中赋予指导方针的重要位置。

正是由于周恩来对此有更加深刻的体会。因此当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谈及综合平衡时,他能够迅速插话,创作出这样一副既思想深刻又通俗风趣,合辙押韵的对联。

实施综合平衡方针调整的效果

通过实施综合平衡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了“伤筋动骨”地调整之后,经济形势迅速好转。1963年,农业增产,工业也走出谷底、转跌为升,基本建设规模开始扩大,人民生活也有改善。1963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将1963年到1965年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过渡阶段,用3年的时间,继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突破尖端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计划。

在新的形势下国民经济的调整取得进一步成效。农业持续恢复性增长;工矿企业设备得到修复,设备的完好率提高,老企业发挥了正常的生产能力;“大跃进”中仓促建设的新企业、新工业基地,得以进行填平补齐,成龙配套,水利工程逐步进行配套设施建设,新工业基地积极解决职工住房、文教设施的建设问题,使已投入的资金发挥出更大的效益。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比较协调,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在国民经济走出谷底后,我国有重点地从西方国家引进一批工业项目,建立起了石化、化肥、化纤、塑料、合成洗涤剂等新兴的工业部门,对于减轻农业的压力,增加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填补空白,提高中国工业技术水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还克服困难,集中力量建成了大庆油田,基本实现了石油的自给。1964年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进一步加强了国防力量。

到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阶段结束,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时期。

从对联看周恩来始终如一的初心与协调理念

周恩来终生为中华复兴而奋斗。后半生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新中国建立之后,周恩来总理常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领导经济建设。他认为,外交就是要争取造就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内政是要建立和开创一个团结稳定、民主和谐的局面。而所有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把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周恩来是锐意进取又谨慎周详的人。他关于建设的理想做法是有条不紊、稳步前进,所以当“一五”建设中出现了两次“冒进”时,他提出了“反冒进”。1957年到1958年上纲上线地批“反冒进”,背离了经济发展规律。这个错误批掉了按照中共八大制定的一条实事求是的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正确的经济建设路线,之后造成“大跃进”的重大失误,使得我国经济建设遭受重大挫折。后来,毛泽东在发觉了“大跃进”造成失误后,在1960年6月18日写作《十年总结》。其中指出:“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④

经过1957至1958年上半年的反对“反冒进”,周恩来处在了一种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他有很强的组织性,他尊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决定,维护党的领导的团结一致;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清醒头脑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共产党人,在对经济建设的指导上又要尽可能地坚持稳重与谨慎,使之健康发展。对一些过头的做法他有自己的想法看法,不能不管,又不便于公开地在方向和方针上提出不同的意见。

在当时的地位和形势下,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把毛泽东和中央的决定加以变通,尽量减少实际损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认识,试图使事情的发展更符合实际的可能;争取通过调查研究与经济工作实践,提高和统一大家的认识。在困难时期,为了安定团结,周恩来经常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的错误的责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并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

正是有周恩来这样的好总理,新中国才能在建立初期最困难的岁月中,历经波折而不倒、不散,坚持维护国家独立统一的大局,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进;中国人民才能在经历百年屈辱之后坚强地站立起来、没有再倒下。无数的故事表现了感人至深、凝心聚力的周恩来精神。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独有的法宝,是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是可以传之久远、取之不竭的宝藏。

正如哲人所言,有一种精神,穿越历史的云烟,日久弥新;有一种怀念,历经时代的风雨,更臻醇厚。周恩来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注释:

①《陈云年普》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页。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347页。

③《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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