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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战共军死亡851人的谣言说起,为何无罪释放

文章作者:文学 上传时间:2019-11-29

谣言岂能上升为“真相”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自年初开始,互联网微博上就有许多贬抑共产党敌战区战场的帖子。最耸人听闻的一则谣言出现在6月底新浪微博。有署名“小右派”的网友发了这样一则长微博:“日本公布了二战在华阵亡数据:死于国军之手:318883人。死于共军之手:851人。基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吻合。共军百团大战毙敌302人;平型关大捷毙敌167人;38年晋察冀秋季反围攻毙敌39人;39年冀南春季反扫荡毙敌37人;39年冀中冬季反扫荡毙敌27人;40年春季反扫荡毙敌11人;115师陆房突围毙敌16人。共击毙日寇599人,加上小战斗,合计被共军杀死851人。死者都有姓名年龄、家乡,部队、死亡地点、被谁所杀详细记录。”这则微博一出台,诸多实名网络大V争相转载。目前,这则谣言在网上阅读量百万次以上,转载量超过数万次。如不说明真相以正视听,将来又会如同此前“日本人从没有轰炸过延安”一样,由“谣言”上升为“真相”。

js4399金沙线路 1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是侵华时期的主要将领之一,是 中国军民痛恨的对象,是侵华日军战犯,百团大战后调任华北方面最高司令长官,指挥对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 冈村宁次的简介 冈村宁次是抗日战争末期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昭和军阀的三羽乌的第三位。 先后就学于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曾参加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3年陆军大学毕业后在参谋本部任职。1917年在驻华武官处工作。1919年回国后,长期供职于陆军参谋本部,研究中国情报。1925~1927年任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参与中国内战。 1945年日本投降后,率侵华日军向中华民国政府投降,于9月9日在南京签署投降书。后被中华民国政府委任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工作总联络部长,协助组织日军和日侨遣返事宜。后被中华民国政府聘为军事顾问。1949年1月回国。1950年被台湾当局聘为“军事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1955年起任日本归国军人组织战友联盟副会长、乡友会会长。死于东京。 冈村宁次的评价 对冈村宁次这个人,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中国抗日军民对他是恨之入骨的。在冈村宁次的回忆录里,他自己提到,抗战胜利后,“在延安发表的战犯名单约二万多人,我被指定为第一号战犯,第二号战犯为曾任华北方面军的多田骏大将,第三号战犯为曾驻山东第四十三军司令官细川中康中将。”冈村宁次说,中共方面始终抓住他不放,“中共方面坚决主张把我定为第一号战犯,直到1949年初与李宗仁谈判时,还要求将我引渡共方,作为谈判的一项条件。在我回国以后,至今仍不断看到报纸上对我的责难和攻击。”冈村宁次对中共方面“不依不饶”的态度,对自己“荣登榜首”的事实,却始终采取否定的态度。 日本人,特别是冈村宁次的部下,对他则是大加赞美,极力吹捧。说他“在统率及作战方面都是罕见的名将。”是“兼备明智、卓见、果断、意志坚强等优秀品质”的人才。说他“最后成为百万中国派遣军的总司令,乃是理所当然。可惜为时过晚,实为遗憾。”[6]

冈村宁次是侵略中国历史最久而罪恶最大,是日本派遣军一切战争罪犯中的首要战争罪犯。一九二八年,他任驻华日军步兵联队长,参加侵占济南的战争,是济南惨案的刽子手之一。一九三二年任日军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加侵占上海的战争,一九三三年代表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侵略中国主权的《塘沽协定》。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历任日军第一军司令官、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第六方面军总司令和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在中国实行了极其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可是,在他的同伙都遭受应有惩罚的时候,这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大刽子手冈村宁茨居然安居南京,逍遥法外。为什么冈村宁次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呢?

我们为什么写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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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投降在即。由于此前一直避免与日军主力进行决战,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大部分还都集结在四川、贵州一带的大后方,根本不可能迅速赶到南京、上海、北平等大城市接受日军的投降。

其一,在策划组织拍摄历史纪录片《抗大,抗大!》过程中,我们查阅了大量日军战时文献。其中,有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六卷本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两卷本的《华北治安战》,单行本的《长沙作战》《河南作战》《湖北作战》《广西作战》《香港作战》,三卷本的《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等。还阅读了日本侵略者在多方搜集东北抗联信息情报基础上于1936年撰写的两卷本《东北共匪之研究》,曾任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后又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回忆录》,以及日本侵华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回忆录。许多史料、史论让我们有一种倾诉的欲望。

由于工作需要,国防大学《战事》剧组,阅读了大量抗战文献,其中就有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六卷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两卷本《华北治安战》、单行本的《长沙作战》、《河南作战》、《湖北作战》、《广西作战》、《香港作战》、三卷本《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等等,此外,我们还阅读了日本侵略者在多方搜集东北抗联信息情报基础上于1936年撰写的两卷本《东北共匪之研究》,曾任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后又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回忆录》。现从中摘录部分资料,以正视听。

8月16日,蒋介石致电冈村宁次,令其继续就地坚守,并负责维持地方秩序,所有武器装备必须移交给国民党中央军,决不可擅自移交给其他任何军队。

其二,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互联网上出现了一股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伟大历史贡献的浊流。一些实名登记的网络大V在这方面的言论流布非常广。有一则耸人听闻的谣言竟然说:八年抗战,共军只击毙了851个日本人。如此颠倒黑白的言论,竟然在互联网甚至部分纸质媒体上通行无阻,任由一些大V们有意编织或将传播的谣言上升为“真相”。我们曾做过简单的统计,在136名40岁以下微博用户中,相信“因为中共与日本人有密约,延安从来没被日机轰炸过”这则谣言的竟高达83名,占比60%以上!谣言惑众的危害由此又见一斑。

1、共产党抗日武装每天都在战斗

冈村宁次立即复电给蒋介石:遵令执行。同时命令所属部队,在原地等待重庆政府的军队来接收,对共产党军队的任何要求,坚决予以拒绝,必要时可以进行武力“自卫”。

其三,也是今年3月中旬的一天,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曾听到一位年轻的国家工作人员说:“我个人对如此隆重纪念抗战持保留意见,还是不要搞这么大动静好。关键是共产党抗战的确乏善可陈啊。你看人家国民党,什么昆仑关大捷,什么长沙保卫战,什么血战台儿庄,我们共产党,只能拿虚构的什么小兵张嘎和李云龙说事。”老实说,这番言论让我们感到非常意外,也感到十分震惊:连一些国家工作人员都不明不懂历史,毫无历史自信,历史虚无主义者怎么能不信口雌黄呢?

我们阅读日本人撰写的资料后,得出一个印象:共产党抗日武装每天都在战斗状态,都在袭扰日军。

图为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

为此,我们梳理了来自敌伪的众多史料,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看看那些居心恶毒的谣言在铁证面前还能走多远。

《华北治安战》这部书,详细记载了日本侵略者与坚持在华北敌战区与之进行游击战的共产党抗日武装之间的反复“拉锯战”。其中包括了1939年以来,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冈村宁次指挥下,对共产党抗日武装先后发起的冀东、冀中、冀南、晋南、晋中、鲁西等地数十次所谓“肃正作战”,以及先后五次勾联指挥华北华中伪政权机关、伪军和特务针对八路军、新四军发起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书中确认,“中共游击战”是一场“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永无休止的战争”,是使日军“深陷泥潭里的浴血战争”。

9月9日,国民党政府举行接受日军投降仪式后,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于10日上午亲率部分高级将领,与冈村宁次“亲切会见”,双方就反共合作问题进行了密谈。何应钦等人称:“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合作。”显而易见,此时所谓的“中日合作”,无非就是共同对付中国共产党。果然,何应钦继而提出“对日的战事结束了,国共战争就要开始。我们对共产党作战困难不少,蒋主席说要请贵军协助”。

谣言在恶意诋毁共产党敌后抗战的谣言中,有四则为恶劣。必须反驳,以正视听。

华北方面军第一一0师团报告,在1938年8月——1939年10月一年多一点时间中,与共产党武装交战次数约为2250次,每日平均约5次。

1946年6月,国共两党的战争全面爆发。在何应钦、汤恩伯等人的建议下,冈村宁次被秘密聘为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以发挥他所谓的军事“天才”。此前,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根据对八路军作战的经验而编纂的《剿共指南》,也被译成中文后大量印发给国民党军各级指挥官。

谣言一:日本从未轰炸延安。

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报告,从1939年1月至1940年11月间,仅该师

在这个敏感的时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经在东京正式开庭。1946年8月和10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两次发出传票,敦促中国政府尽快把冈村宁次送到东京接受审判。中国八路军延安总部公布的日本侵华战犯的名单中,冈村宁次同样被列为头号战犯。

实际情况是,从1938年3月到1941年10月间,日本侵略者曾先后17次轰炸延安。其中,1938年11月20日的大轰炸,造成当时不足2万人的延安城死伤152人,包括抗大校舍在内,被毁房屋近400间;1939年9月8日的轰炸,再度造成死伤58人,150余间房屋被毁。对此,已有一些网友引用史料澄清,此处不再赘述。

团出发讨伐次数大小合计29168次,讨伐战斗次数为2759次。

此时的冈村宁次已经是年过六旬的老人,当他的同伙们都一一受到历史惩罚的时候,他却还在积极参与着中国的内战,其原因就是他对中国有着丰富的侵略战争的经验,这些经验让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们对冈村宁次甚至产生了迷信,以为凭借冈村宁次的点拨,就可以扭转战场上一溃千里的颓势。

(1939年1月,日军山濑航空部队对八路军重要据点延安市洛川县进行轰炸。照片中可见陕北高原的地形与洛川古城墙的轮廓。此图由日本《朝日新闻》刊于其出版物。)

1941年1月的所谓“冬季肃正作战”,日军各部与中共交战次数,仅在1月份内就达1682次,每日约有五、六十次战斗。

1948年3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员来到南京政府国防部,声称将把冈村宁次直接带走,因为整个日本战犯的审理工作即将结束,再不送人过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都要解散了。国民党当局在左右为难之际作出这样的决定:对外称冈村宁次因肺病正在监视居住,待病好后再将其送回国内。同时还为其出具了病历证明,把国际军事法庭的代表草草打发回东京。5月,国民党当局以“冈村并未参加日本侵华的中央系统组织,其行为仅与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有关,因此不需送往东京处理”为由,决定在中国国内审判冈村宁次。7月7日上午,冈村宁次接到南京政府国防部军事法庭的传票,令其于12日到上海市商会礼堂接受中国政府的的审判。

我们在这里补充的是,侵华日军后来在反思失败原因时,表达的对延安战略地位的认识:

2、共产党敌后抗战战果辉煌

对冈村宁次的判决书内容如下:

“所谓‘圣地’问题。无论日本或重庆方面都不想放置延安的陕甘宁边区于不顾,但由于政治、军事以及其他方面的制约,无法将其攻破,结果使它发挥了‘圣地’的作用。时至今日,才充分认识到‘圣地’对革命者是不可缺少的,陕甘宁边区所起的作用是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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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被绞刑的日本战犯

《华北治安战》下卷第473页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尽管没有正面战场那样的大会战,但在正面战场几乎所有的会战都以失败告终的情况下,惟敌后抗战节节胜利,不仅陷日寇于“每日面对不可测的恐怖”这样的惶恐不安之中,而且“积小胜为大胜”,有效消灭了敌人有生力量。即使是从日本人的记载中,敌后战场战果与正面战场大会战相比也毫不逊色。

“被告冈村宁次无罪。理由为:本案被告于民国33年11月26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均系被告就任以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涉……近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综上所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应予喻知无罪,以期平允。”

抗战后期,当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断打击敌人、收复失地时,日本越发认识到延安的重要:

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写道:“共军的确长于谍报,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

之后冈村宁次被蒋介石聘为台湾高级教官,日本右翼势力任其为“日本战友会”副会长。1966年病死于东京。?

“求助于国共斗争来消灭共产党的想法,完全是一种姑息的看法。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毅然决然地围剿消灭共产党势力。因此,曾考虑在西安作战中以延安为作战目标之一。华北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就曾说,华北方面军的真实意图,在于消灭延安。”

js4399金沙线路,日本史学家、1941年从军的藤原彰在《中国战线从军记》中证实了冈村宁次的说法。在专门回忆了1942年其所在联队有一个小队遭遇八路军伏击,全军覆没的“事件”后,他随即写道:“八路军的战术是,如果看到日军拥有优势兵力就撤退回避,发现日军处于劣势时,就预设埋伏,全歼日本士兵,然后夺走他们的武器装备。”“像这样表明八路军战术成功,日军疏忽大意的事例,在冀东地区特别多。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也经常有小部队被八路军全歼的事例发生。”

《华北治安战》下卷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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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治安战》原版书名为《北支の治安戦》,由天津市政协编译组编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第一版。《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日文原版名为《昭和十七·八年の支那派遣军》,为中华书局1984年版。)

《华北治安战》中还记载有“百团大战”期间,日军几个小部队被共产党武装全歼的案例:

但这一设想后来因侵华日军内部的认识分歧而未能实施:

“从9月24日晨,榆社、辽县之间的各警备队及东潞路的小滩镇警备队,同时遭到共军急袭。这是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第三八五旅所属的共军精锐部队,其兵力约8000人。榆社——辽县道路上的榆社、常家会、王景村、铺上、管头等地的警备队,虽尽力进行防御战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大半遭到全歼,战死约80人。”

“中央部5月12日召开参谋长会议,华北方面军参谋次长有末精三少将赴京出席会议,他对省部特别对田边参谋次长强烈要求实施西安、延安作战。田边次长在去年年底前曾任华北方面军的参谋长,关心并熟知华北的形势。因而认为,实施四川作战虽尚须视形势的发展进行研究决定,但首先单独实施西安作战则有必要。中国派遣军对上述参谋次长的作战通知,未能同意。”

“9月23日夜,各据点同时遭受共军急袭,各自孤军奋战。东圈堡及三甲村的守备队虽奋勇战斗,但终为玉碎。共军最后从两阵地撤退时,在墙上写下‘该阵地日军守备队打的勇敢’等字样而去。”

《大本营陆军部第361~362页

关于各方歼敌总数量方面,在拍摄《战事》过程中,我们特地找日方研究战史专家证实,所谓“共军总共毙敌851人”没有任何根据。相反,任何人仅仅只要根据日本防卫厅现有资料中零散的数字,也会清楚那则谣言是多么荒唐!

谣言二:日本人与共产党代表在山西曾达成秘约。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把国共歼敌数量进行一个简单对比。需要说明的是,日本防卫厅在编撰系列战史时,关于战果部分,是根据战时日军各部上报给大本营的记录整理出来的。但正如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在回忆录中所承认的那样,日军各部都在夸大己方战果,抑减中国方面战果。“大本营发表的统计数字相当可观,但其中70%是为了夸耀战果而增加的水分。”

在“日本人从未轰炸延安”的谣言风行一时后,新浪微博上接着就有人发布所谓“日本人与共产党代表在山西曾达成秘约”的消息,并指消息来源是1947年7月23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看似有根有据。

实际上,这恰是国民党出于“亲日反共”目的捏造的一则谣言。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将冈村宁次列为第一号战犯,要求蒋介石政府予以严惩。但迟至1947年年初,在其他许多日本战犯已被宣判或处决的情况下,蒋介石政府仍然没有审判冈村宁次,反而就如何反共不断求助于冈村。而且南京政府对各界关于冈村去向的疑问从未出来澄清。于是,当时的《大公报》便揭露了事实真相。为进行反宣传以转移公众视线,国民党方面就编造了一则谣言,宣扬共产党与日本人有“勾结”。

《冈村宁次回忆录》正好有一则当时的日记,摘要如下:

“7月23日 日前收容的冈田春子,由小笠原送往上海,同时处理集中营逃亡问题。今日的《中央日报》《和平日报》以‘毛泽东的卖国行为’为题,煞有介事地登载:1943年8月17日,冈村宁次与毛泽东于山西神池达成共同对国府军作战协定,以及该协定的内容。此报道显系捏造,但以‘军闻社’通讯发表,恐引起误会。闻国防部第一处及战犯处理委员会已采取措施予以更正。”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200页

谣言三:因为日本人“帮助中共发展自己势力”,毛泽东多次当面表示感谢日本人。

我们先引用正规文献所记载的毛泽东关于“感谢”日本人的谈话,便知真相。1960年,毛泽东对来访的日本文学代表团说:

“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34页

只要是引全了上述一段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毛泽东式的“幽默”,而决非真是要感谢日本侵略者。因为毛几乎对所有的敌手都表达过这样的“感谢”。兹举几例:

“国内来说,好的教员是蒋介石。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介石一教,就说得服了。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教呢?他是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来教。还有帝国主义这个教员,它教育了我们六亿人民。一百多年来,几个帝国主义强国压迫我们,教育了我们。所以,坏事有个教育作用,有个借鉴作用。”

《毛泽东文集》第7卷1999年版第92页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这个时期很长。十年内战,跟他打了十年,那就非得研究一下农村不可。”

《毛泽东文集》第7卷1999年版第132页

毛泽东说“感谢”日本侵略者,其正确的深刻含义是,不经过甲午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这场血与火的洗礼,中华民族无由实现现代性成长,中国也不会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因为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恰是经过这段漫长而痛苦的历史才建立起来的。

(1960年,毛泽东、周恩来在上海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

我们今天反思两个甲子之前甲午惨败的深刻教训,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民众对国家,对民族前途命运的冷漠。梁启超曾用两句话来说当时的中国人:“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世界。”结果,整个国家一盘散沙,整个民族遭受屈辱。

所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而共产党之所以通过伟大的抗日战争成为民族中坚,就在于只有她才终使一盘散沙般的民众团结起来,实现了民族的整体觉醒,并终建立起现代国家动员体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感谢”日本人的侵略终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所以说,那些拿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者说事的人,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别有用心!

谣言四:中共军队一共才击毙851个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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