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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桂战争,向赣南闽西进军

文章作者:诗词 上传时间:2019-10-03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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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四军大队返回井冈山后,三战三捷,粉碎了敌军第二次“会剿”。一九二八年底,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北伐战争已经结束,国民党统治处于暂时稳定时期。蒋介石电令湘、赣两省组织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

  红四军第三次攻下龙岩后,得到了一段休整时间。六月二十二日,红四军前委在龙岩城内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由陈毅主持,到会代表有红四军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支队长、党代表和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在会上,由陈毅作报告,毛泽东、朱德等先后发言。会议通过了陈毅起草的决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等和士兵代表共十三人为新的前委委员,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清平乐·蒋桂战争 作者: 毛泽东朝代: 近代体裁: 词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梁再现。 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①蒋桂战争: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在一九二九年二至四月间为控制两湖而进行的战争。四月,桂系放弃武汉,败入广西。 ②一枕黄粱:典出唐沈既济的《枕中记》,讲一个叫卢生的,在旅店向一个道士叹述穷困不得志。道士就拿出一个枕头,说枕在上面就能使他“荣适如志”。卢生在梦中从婚到死,享尽荣华富贵。转了一圈人生,醒来一看,困顿依旧,旅店主人也仍然在蒸黄粱。 ③汀江:流经福建长汀,上杭。 ④金瓯:指国土。语出《南史·朱异传》,梁武帝曰,“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 风云骤然变幻,军阀重新开战。他们洒向民众的尽是怨恨呀,他们的黄粱美梦仅是昙花一现。 红军的旗帜挺进过了汀江,直逼龙岩与上杭。收取了祖国山河之一角,急切地为农民分配田地。 开头两句简洁明了指出当时蒋桂之战给社会带来的动荡和混乱局面,接着诗人以强烈的感情色彩浓墨一点:“洒向人间都是怨”这 一句写得非常有力,坚定,“洒向”这个动词用得完美无缺,而收尾一个“怨”字搭配浑然天成,意象突出;接着又一个大对比,坏人只 能是一枕黄粱美梦,这在诗之技巧上也可以说是转换切入都准确、快捷,从人民之恨陡地转到了坏人必败,两个鲜明画面并立,空间 广阔但又一目了然。下半阕一开始又是两个快速递进,而且“跃过”、“直下”两个动词极富运动的美感,动词用得出神入化(顺便 说一句:毛主席是中国当代语言大师,他运用动词的生动性、准确性、可感性及美感性堪称空前绝后);另外,汀江、龙岩、上杭,三 个地点名词让人陡地如作魔般产生幻美之感,使人感到祖国地名的可亲、可爱,而且有一种特殊的汉语文字的美感。最后二行,又是 毛泽东作为诗人一贯的大气坦然,无拘无束,而且写出他或者祖国的真欢喜,写出了中国农民的真欢喜,看似简单,其实极不容易, 非伟大人物不能如此自然吟出这二句。 尤其是“分田分地真忙”极富有动感和画面感,亲切、快乐,祖国乡村朴实浑厚的喜悦,跃然纸上。貌似平淡,却极为精当。恰如 宋代葛立方《韵语阳 秋》卷一中所说:“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平淡而到天然处,则善矣。” 像毛主席这样朴实简练的语言,堪称大手笔,但他也每每有华章,文词雄浑间也带婉约,这在后面的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 另外,对“红旗”这个词的使用也是毛主席用得最妥贴、最好,而这好就好在搭配得当,如诗中“红旗跃过汀江”。关键的美就 是在这“红旗跃过”四个字上,而后面“汀江”的音色又倍添“红旗”之美丽。 全诗的叙事、议论和抒情交相混融,既有写实之动,又有抒发之妙。“分田分地真忙”,显示了一代领袖目睹人民富足而自己也感 到快乐的谐趣图。 至今我们仍以这诗的最后一行相互间进行愉快轻松的幽默,当我对某人说:“嘿,你又在分田分地真忙哟!”那是指他又有快乐的 丰收了,这里的丰收可以指物质上的,也可以指精神上的,但按时下的解释,恐怕就是你又发了一笔快乐财。而农民兄弟们更应顺潮 流,在改革开放中多多发财,以另一种形式“分田分地真忙”,以此告慰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天之灵。毕竟他是一生为人民谋幸福的,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而且他真正懂得人民的大欢喜。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的五个大队在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下,克服重重困难到达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合。“先在砻市会见了朱德军长,第二日到茨坪会见了毛党代表。”①两军会合后,井冈山根据地的武装力量更加壮大。不久,国民党当局任命何键为“会剿”总指挥兼湖南拾剿匪”总司令,金汉鼎为副总指挥兼江西拾剿匪”总司令,集合六个旅三万兵力,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初从永新、莲花、茶(陵)、酃(县),桂东、遂川等地,分五路进攻井冈山。同时,对井冈山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

  红四军“七大”是在粤闽赣三省新的“会剿”将要到来的情况下召开的,准备得很仓促,会议开了一天就结束了。在这次会上,红四军内部思想认识上的一些重大分歧尖锐地暴露出来,但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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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四日,中共红四军前委在宁冈柏露村召开有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各地方党组织以及红四军、红五军代表共六十多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一共开了四天。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六大”的决议。大家认为:“六次大会的决议非常正确,我们欢踊的接受”,②并决定油印五百份,散发给红四军所到的地方党组织,扩大影响。

  这些分歧的由来已久。在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的一段时间内,处境困难,屡遭挫折。于是,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中,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作法产生了各种议论。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争论更一直不断。这年四月前委召开的于都会议后,争论又逐渐发展到基层。

  〔蒋桂战争〕指一九二九年春发生于国民党南京军阀蒋介石和广西(简称“桂”)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毛泽东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曾经指出:“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一九二九年四月,蒋、桂两派果然爆发了战争,所以词中称为“风云突变”。一九二九年的军阀战争给红军的发展造成了一个有利条件。一九二九年三月,红四军由江西进入福建西部,占领长汀,五月、六月三次占领长汀东南的龙岩,九月占领长汀以南龙岩以西的上杭。这首词作于红军攻占上杭之后,当时闽西新革命根据地正在开展“分田分地”的土地革命。

  接着,会议详细讨论了如何应付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会剿”。

  五月初,中央军事部派刘安恭等到红四军工作。刘安恭是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学法国。一九二七年在国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送往苏联学习军事,回国不久就派到红四军工作。他的到来,对加剧红四军内部的意见分歧,起了很坏的作用。他散布说:红四军领导人中有两派,一个是拥护中央派,一个是反对中央派。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由于脱离了原有根据地,每天行军打仗,军情紧急,前委和军委显得重叠,所以一度宣布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权力集中于前委,五月间,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扩大,军队和地方工作都增多了,前委又决定成立临时军委,以刘安恭为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蒋介石发动新的军阀战争,这场“风云”变出的暴雨,只引起深受痛苦的人民的怨愤;他的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不过是又一场黄粱梦而已。唐沈既济小说《枕中记》说,卢生在邯郸客店里向道士吕翁诉说自己的穷困不得志,当时店主正在蒸黄粱(黄小米)做饭;吕翁给卢生一个瓷枕,要他枕了睡,卢生枕后在梦里果然享尽荣华富贵,醒来黄粱还没有蒸熟。

  经过权衡各方面的利害后,“前委决定五军守山,四军向赣南发展。”③为了便于统一指挥,会议还决定两军合编,将红五军改编为红四军第三十三团,由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第三十三团团长,滕代远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第三十三团党代表。红四军留下一批干部充实原红五军和地方党政机关。同时,从根据地各县抽调一批地方干部,随红四军南下,去赣南开展工作。

  “他刚由苏回国不久,不了解中国红军发展历史和斗争情况,就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作法,并在他主持的一次军委会议上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这个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显而易见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是不利于革命斗争的,自然引起许多同志的不满。这时,原来在井冈山时期即存在的关于红军建设问题又开始议论起来,一些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颇有表露。”①六月八日,前委在白砂召开扩大会议,以三十六票赞成、五票反对的表决,通过撤销临时军委。刘安恭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也改由陈毅接任。刘安恭对此极为不满。

  〔汀江〕韩江上游,源出福建省西部长汀,南流入广东省境内。

  为什么红四军主力选择赣南作为出击的行动方向?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里有许多有利条件:地区广阔,境内山峦起伏,并同闽西、粤北山区相连接,红军能有比较大的活动和回旋余地;物产丰富,可以提供部队足够的给养;国民党驻军力量薄弱,并且由于交通不便,调动和集结都相当困难;大革命时期对这个地区有过较大的影响,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较好。这些有利条件对红军在这个地区活动和发展都将起重要作用。

  临时军委撤销了,但要不要设立军委的争论仍在继续,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正如毛泽东在白砂会议后几天所说:“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显明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部要不要的问题。”

  〔金瓯(ōu欧)〕瓯是古时杯盆一类的容器。“金瓯一片”,在这里比喻宝贵的革命根据地。南北朝时的梁武帝曾说:“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见《南史·朱异传》)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军部直属部队和第二十八团、三十一团三千六百多人,从井冈山的茨坪和小行洲出发,向赣南出击。何键得知红四军出动的消息后,立刻从“会剿”红军的五路人马中,抽调第一路李文彬部和第五路刘建绪部共四个旅,前往大汾、左安等地堵击,并尾追红军南下。

  ②主张建立军委的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即四军党部)”,“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③反对建立军委的却认为“现在只有四千多人的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如中央之下有多数的省一样,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

  【题解】

  红四军在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以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同时。还颁布了《共产党宣言》,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提出十大政纲。红四军的“布告”和《宣言》阐明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阐明对待各阶级和各阶层的政策,号召广大劳苦群众团结起来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奋斗。

  ④因此,认为由前委直接领导就可以了。坚持要设军委的还提出,过去前委“太管事了”,“权力集中”了,前委不但“包办了下级党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并说前委领导有“家长制”倾向。而主张不设军委的说,设立军委是不从实际出发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结果,“必定是分权主义”,“分权主义”是“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不相容的。军委前委分权的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⑤在要不要军委这个具体问题的争论背后,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当时担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回忆说:“所谓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主要是由于当时红军还建设不久,其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旧军队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带到了红军队伍中来。因而,一部分人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对党对军队的领导不赞成,有怀疑。他们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相反认为现在是‘党太管事了’,‘党代表权力太大’,提出‘党不应管理一切’,‘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党支部只管教育同志’;并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只能‘对内’,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等等。

  一九二八年春邓子恢在家乡龙岩暴动,二九年五月,他写信告知毛泽东,因蒋桂战争,闽西的国民党军队进入广东攻打桂系,当地空虚。毛泽东应其邀请于五月下旬率军进入闽西。

  红四军主力下山后,最初的进展比较顺利。部队隐蔽地从井冈山靠江西一侧打出去,“每天行军五六十里路,一面还做群众工作,打破了几条封锁线,一直向南走,沿着上犹,占领了崇义城。”④在沿途中,部队得到了扩充。国民党军队并没有立刻发觉这是红军的大部队行动。一月二十二日,红四军主力攻克了大余县城。

  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权的建立。”他还说:“在这场争论中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⑥这场争论在红四军“七大”前己日见发展。当年曾参加红四军“七大”的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傅柏翠回忆说:“朱、毛之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有争论。沿途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曾召开过一些大小会议,在党内展开辩论,朱、毛也多次在小会上作答辩。记得一九二九年六月,部队在新泉休整时,还专门召开过两次红四军前委会,朱、毛对下面提出的批评意见作了答辩。”

  他们在大余停留了两三天。这时,国民党方面已弄清红四军主力的动向。

  ⑦

  二十五日,金汉鼎和李文彬就来进攻,“因当地无群众组织,事前不知敌人向我进攻,以致仓猝应战,我军未能全数集中,并因兵力垒积重叠于一线致失利。”⑤这是红四军主力下山后遭受的一次重大失利,伤亡达二三百人。

  林彪在这场争论中,也起了挑拨的作用。当时,林彪是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他在白砂会议开会前五小时(一说是三小时)写信给毛泽东,含沙射影地攻击朱德。他在信上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⑧平时,林彪也常散布对朱德的流言蜚语。朱德同士兵的关系历来很亲密,林彪却指责说朱德“拉拢下层”。这些挑拨性的言词。加深了红四军内的意见分歧。

  由于敌众我寡,红军匆忙地撤出大余,“朱总司令与特务营营长毕占云亲自殿后,很安全地将全军撤向南雄北部的地区前进”。⑥全军分两路翻过大余岭进入广东南雄县境的乌迳集合。在乌迳又遇到一次很大的险情。朱德回忆道:“到了乌迳,天也要黑了,都很疲倦了,就讲讲话,开开会,就都在平坝子上露营了。可是当时敌人却来了,正在晚上九点钟。我们丝毫不晓得,还(以)为敌人也十分疲乏,休息整理,准备进攻。就在这时,这里地方党支部派出去的侦探把这消息带来了。我们即刻惊起,出发,连号都没吹。

  刘安恭、林彪当时都是纵队一级的领导干部,刘安恭担任二纵队的司令后不久,在十月间打东江时牺牲了。在这场争论中,他们程度不同地起了不好的作用。红四军“七大”的决议案,对刘安恭、林彪都作了批评。认为刘安恭“把四军党分成派,说朱同志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同志是自创体系到不服从中央指示。这完全不是事实,是凭空臆断的。”⑨认为林彪在白砂前委扩大会议前三小时给毛泽东写那样内容的信,“这是不对的”,“不要离开党而谈党的严重问题,因为这样不但不能解决党内纠纷而更之加重。”指出林彪信内的词句“未免过分估量,失之推测。这是错误的”⑩红四军“七大”的决议案,也批评了毛泽东和朱德。

  是冬天露营;所以说走就走了。这一次红军的命运那是极端危险的了。如果没有地方党的支部,那一下就会被敌人搞垮了。”⑦离开乌迳后,红军先到南雄的界址,再折入江西信丰县境。“沿途皆两省交界,红军没有群众帮助,行军宿营侦探等等非常困难。敌人又采取轮班穷追政策,我军为脱离敌人,每日平均急行九十里以上,沿途经过山岭皆冰雪不化,困苦加甚。”所以,“连战皆失利”。⑧红军的处境更加困难。

  参加了红四军“七大”的江华,对这次会议作了这样的评论:“那时召开七大是完全必要的,是想统一认识,解决分歧,结束争论,加强团结,以利革命。七大的决议,对井冈山时期的一些历史问题和红四军实行的一些制度等结论,也是基本正确的。六大非一无是处。至于七大未能解决分歧,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总之,我国国情复杂得很,在我军初创时期,大家都没有经验,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出现分歧,发生一些曲折,是不可避免的。”(11)红四军“七大”改选前委时,原来由中央指定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只当选为前委委员,而没有当选为前委书记。前委派他带着谭震林、蔡协民、江华、曾志等去上杭蚊洋指导闽西特委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给红军的下一步行动带来了重大损失。

  折回江西后,他们在信丰只休息了一夜,便继续向东南方向前进,经过安远,进入赣粤闽边界的寻乌县境,在项山的圳下村宿营,又遭到了敌军的一次袭击。粟裕回忆说,“最惊的一次是二月初向罗福嶂开进时,听说那里是个山区,地形很好,山上还有几户土豪可打。当时,敌人离我们十多公里,我们一个急行军,一天走了六十公里,但敌人还是追上来了。凌晨,我们在项山受到刘士毅部的突然袭击。那次第二十八团担任后卫,林彪当时任第二十八团团长,他拉起队伍就走,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和军直属机关被抛在后面,只有一个后卫营掩护,情况十分紧急,毛泽东同志带着机关撤出来了,朱德同志却被打散了,身边仅有五名冲锋枪手跟随。敌人看到有拿冲锋枪的,认定有大官在里面,追得很凶,越追越近。朱德同志心生一计,几个人分作两路跑,自己带一个警卫员,终于摆脱险境。这时,我们连到达了一个叫圣公堂的地方,听说军长失散了,我们万分着急,觉得像塌了天似的,情绪很低沉,恐慌。因为军长威信很高,训练、生活、打仗又总是和我们在一起,大家对他有很深的感情,下午四点半朱军长回来了,此时部队一片欢腾,高兴得不得了,士气高起来了。但不幸的是军长的爱人伍若兰同志却被敌人抓了去,惨遭杀害,我们看到朱军长把伍若兰同志为他做的一双鞋子一直带着,很受感动。”⑨伍若兰受伤后被俘,受尽残酷折磨,二月十二日在赣州英勇就义。

  红四军二次人闽、三打龙岩的节节胜利,震动了远近。国民党当局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对闽西苏区和红四军实行“会剿”。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六日,也就是红四军第三次攻占龙岩前三天,蒋介石发出“会剿”命令,指令赣军金汉鼎师集中于瑞金、汀州,闽军张贞师集中于连城、龙岩,粤军蒋光鼐师集中于上杭、永定,限六月三十日前都要到达目的地。六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又下令委任金汉鼎为总指挥,三拾会剿”“均归其指挥,受其命令,毋俏延违。”(12)不久,据三拾剿共”指挥部透露:三省参战兵力为“闽省七团,赣省四团,粤省三团,共两万余人。”(13)以赣省为主力,闽粤为堵截。

  对朱德在圳下村突围时的危险状况,还有人回忆道:“朱德同志身穿一件军大衣,他身边有个卫士挂了花,不能走。朱德很留恋他,跑了几步,还回来看他。”跑了一里多路,到一条小河边。“因为小桥又软又小,部队涉水而过。这时正是严冬腊月,雪花满地。毛泽东、朱德同志也同战士一样,在寒冷刺骨的水中过了河。”⑩红军脱离险境后,立刻冒着大雪向东北方向翻越过几座大山,在当天(二月一日)到达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这里的地势十分险要,只要堵住路口,几百人也难冲上去。在这里休息了一天,召开前委会议。

  七月八日,红四军前委决定以游击战争对付国民党军队的“会剿”,将全军四个纵队分赴闽西各县,深入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赤色割据区域,粉碎这次“会剿”。前委认为:“此时东江、赣南皆不能去,只有留在闽西,敌来当相抗对付,现在分兵在永定、龙岩、杭、廷连之一部发动群众的斗争,造成赤色区域之势力割据,敌来当打破一面找出路。”(14)这就是红四军闽西分兵的计划。毛泽东去蚊洋指导闽西党的“一大”后,朱德、陈毅率领前委、司令部及直属队到达连城的新泉,各纵队按计划发动群众。

  从大余到罗福嶂的这些日子里,红四军主力一直处在敌军的追击和堵截中,处境十分危险,伤兵也很多。为了准备在遇到最不利情况时部队可以分散行动,前委拟定了必要时将红四军的团改编为纵队的方案。但这只是作为万不得已时的打算,事实上部队还是集中行动的。“为安置伤兵计,为找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援救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11)离开罗福嶂后,红四军本来准备北上会昌,后来探知国民党军队正在那里集结,便向福建的武平一插。朱德回忆道:“后面追赶的敌人以为我们过福建去了。他们也犹豫,因为他们跑得也很疲乏。谁知我们拐了一个弯,一下又折回头,插到江西瑞金。”(12)他们打下了瑞金城,很快又撤出瑞金。在城外,红军第二十八团被优势敌人严密围住,局势十分危急。“朱军长看看大家,指指周围说:‘前面有敌人拦住我们,后面有敌人追击我们,我们还往哪里去呢?要是贪生求活,那就等敌人来时交枪投降,屈膝求饶;要是愿意为人民去死,那就干一仗,把敌人消灭掉’。”讲完后,他对四面的敌情进行观察,发现敌军已经合围,没有一点空隙。“‘全团一个方向。’朱军长斩钉截铁地说:‘一营跟着我从中间突破,二、三营左右配合,全团上刺刀。’说完这些话,他不再下命令,带头向敌人反冲过去。”(13)就这样,第二十八团终于冲出了重围,同三十一团会合,开到瑞金城北二十里的大柏地、隘前一带,下决心在这里伏击追敌。这时,正是农历除夕之夜。赣军刘士毅部,在项山战斗后,对红军紧追不放,一直跟在红军后面,仅差一天路程。

  七月中旬以后,参与三拾会剿”的国民党军队相继向闽西推进。赣军金汉鼎的第十二师的四个团占领了长汀;闽军张贞师分别向华安、龙岩行进,企图占据龙岩;粤军蒋光鼐、蔡廷锴的第三师以永定、上杭为进攻目标,向粤闽边境开进。

  大柏地战斗是关键性的一战,扭转了红四军下山以来的长期被动局面。

  七月二十九日,前委在新泉得到有关敌情报告后,为了商讨应急计划,朱德、陈毅立刻赶到上杭蛟洋,同正在那里的毛泽东等一起举行前委会。经过讨论,决定改变原来分兵计划,“积极准备反动派三省会剿之到来,如三省合兵进攻闽西,红军可取道闽北入赣东、赣南发动沿途的群众;或人闽省腹地到福州、延平之间活动;或分兵两路,一路往闽北,一路留闽西”。(15)前委并决定第一、二、三纵队到上杭白砂集中,向闽中出击;第四纵队留在闽西坚持斗争。

  到大柏地后,毛泽东、朱德、陈毅召开红四军干部会议,决定利用麻子坳的有利地形,兵分三路,布成口袋阵,准备消灭追来的刘士毅部。粟裕有一段回忆:“这时,朱军长,毛委员已发现追击之敌刘士毅的第十五旅孤军突出的弱点,且大柏地地形有利,故决定再在大柏地有计划地打一仗。这天正是阴历年除夕(二月九日),我们闯到土豪家,把土豪准备的年夜饭吃了个精光。吃饱喝足以后,我们离开大柏地,埋伏在石板道两旁山上的树林里。

  红四军这次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三拾会剿”。一九三七年,朱德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介绍这段历史时说:“红军这时也分成两支队伍,毛泽东率领一支留在闽西骚扰敌军,朱德率另一支展开大规模牵制战,深入敌区,直到沿海,以切断敌军主要补给线,至少要压迫福建军队离开苏维埃根据地。”(16)前委会议结束后,根据中央四月五日来信中所要求“派一得力同志”“来中央报告与讨论一切问题之后,再回到你们那里工作”的精神,陈毅经厦门转道香港赴上海去向中央汇报。陈毅走后,红四军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

  朱德同志安排一些人挑着担子停在道上,装作掉队的人员,要他们见到敌人就向埋伏区里跑。等到下午,敌人没来。第二天大年初一,我们继续设伏待敌。那天,下起了毛毛雨,雨停后又起风,风停了又下雨,衣服湿了刮干,刮干了又湿,时间显得漫长。下午三时,敌人大摇大摆地进了埋伏圈,我军立即开火,双方激战竟夜,歼灭了刘士毅的两个团大部,俘敌团长以下八百多人,取得了进军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胜利。”(14)陈毅在这年九月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粮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15)大柏地战斗后,整个局面顿时改观。红四军士气大振,后面再没有尾追的敌军,就在二月十三日进占宁都,筹了款,买了布,补充了给养,每人还发了五角钱的零用钱。接着,向吉安、兴国、永丰交界的东固靠拢。二月二十二日,到达东固。

  前委会议决定兵分两路的计划,在实施中有一些变动。第二、三纵队,在八月二日按时赶到白砂集中,由朱德率领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宁洋县城挺进,计划出击闽中,在外线打击敌人。但林彪率领的第一纵队,在上杭一带活动却因汀江水涨,过江迟缓,没有能按时同第二、三纵队会合,仍留在闽西,会同第四纵队同国民党军队周旋。这样,由朱德率领出击闽中,从外线打破“会剿”的兵力就比原计划大力减少。

  东固,离吉安县城很远,处于数县交界的边境,地形险要,周围都是崇山峻岭,中间有一片田地和村落。在这里,有着原中共赣西特委秘书长李文林等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独立第四团。这两支红军队伍,是在暴动农民组成的游击队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红军独立第二团的领导人是李文林,全团有六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共八百余人,五百支枪,主要活动在新余、分宜、安福、吉安的延福、吉水的阜田一带。红军独立第四团的领导人是段月泉,全团有四百多人,三百多支枪。当地老百姓有一个说法:“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16)红四军经历了一个多月脱离根据地的艰苦转战后,来到东固才获得休整的机会。粟裕回忆说:“这块根据地对于我们发展赣南、闽西起了很大作用。

  朱德判断:“在前来进攻的赣、闽、粤三路敌军中,“蔡廷锴、金汉鼎是比较很难打垮的,张贞是比较有把握打的,结果就准备着打他。”(17)八月四日,朱德指挥红四军第二、三纵队,攻占宁洋县城,在城内住了三天,做了三件事:一、刷制并张贴了标语和布告,召开群众大会,宣讲红军的宗旨和工农革命的道理。朱德在大会上演说,号召广大工农群众起来暴动闹革命。二、打击当地三个土豪,没收了他们的粮食和其他财物,分给贫苦群众。

  由于有了这块根据地军民的掩护,我们从从容容地休整了一个星期,恢复了体力。”(17)红四军同红二团、红四团会合后,在东固召开会师大会。会上,传达了“六大”精神。毛泽东在会上说:目前军阀混战将起,是我们发展的大好时期,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并赞扬红二团、红四团和东固人民在革命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朱德在讲话中说:”国民党反动派天天说打朱、毛,可是朱、毛越打越多。你们都成了朱、毛”。(18)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会后,红四军向红二团和红四团赠送了一批枪枝,并决定留下毛泽覃、谢唯俊帮助他们工作。红二团和红四团向红四军赠送了二千银元,还有一部分子弹。衣物。参加这次会师的杨得志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对我们这些离开井冈山后一直在转战中的人来说,见到兄弟部队和热情的群众,有了可以停脚的地方,真像到了家一样。”(19)陈毅以兴奋的心情,即兴赋诗:“东固山势高,山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20)不久,一直尾追红军的赣军李文彬部赶到东固,吉安的金汉鼎部也对东固采取攻势。红四军在东固不便久留。毛泽东、朱德、陈毅研究后,“乃决定抛弃了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政策。”(21)这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又酝酿着一次重大变动:蒋介石同控制两湖地区的桂系军阀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二月二十一日,桂系军阀赶走蒋介石委派的湖南省政府主席鲁■平,蒋桂战争即将爆发。蒋介石下令从湘、粤、赣三省调集军队,准备向桂系军阀进攻,在湘、赣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已顾不得“追剿”红军。这是毛泽东、朱德早就预计到的,从而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从容考虑红四军下一步如何发展的机会。

  三、烧毁国民党宁洋县的衙门,处决了从连城押来的两个土豪劣绅。

  闽西,是福建省建立党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从一九二八年三月起,先后发生龙岩县“后田暴动”、平和县长乐暴动、上杭县蚊洋暴动、永定县金沙暴动,建立了工农武装,开辟了小块的游击恨据地。同年七月成立了中共闽西特委,领导人是郭慕亮、张鼎丞、邓于恢。红四军转战赣南时,曾进入福建省的武平。福建省委认为“红军转战千里,旦夕不休,尤其是这两个月来长期的奔走,一定是很疲惫,并以子弹缺乏,目前回湘赣或开往广东很有困难,客观上的环境,红军暂时开到闽西长廷上杭一带来作一短时间的休息,是有可能的,因为汀杭与赣粤相距较远,同时福建的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22)他们指示上杭、武平、长汀三县县委设法同红四军联系,把当地的军政情况报告红军,“同时把省委的意见提供给他们参考”。(23)“福建的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这是确实的。当时,在福建并没有国民党的嫡系部队。除驻扎福州的海军杨树庄部外,只有几支福建的地方部队:漳州一带的张贞部,闽中的卢兴邦部,长汀一带的郭凤鸣部,龙岩一带的陈国辉部,战斗力都不强。这是十分便于红四军发展的。

  八月七日,朱德率第二、三纵队离开宁洋县城,沿双溪南下。在过罗溪渡口时,朱德亲自到前沿阵地观察,选择有利地点,指挥部队泅水强渡,一举击溃守敌,乘胜追击,于第二天进入漳平,消灭了当地民团和张贞的一个营。

  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离开东固,掉头向东,经水丰、乐安、广昌、石城,向闽西进军。

  朱德在漳平召开了群众大会,他在会上号召当地的工农群众起来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会后,又把从土豪劣绅那里没收来的财物,分给贫苦群众。他还召集手工业工人和农民代表,分别座谈,进行调查研究。

  三月十一日深夜,红四军进入福建长汀县境内,第二天到达四都。当晚,驻守在长汀的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呜派团长卢新铭带领一个补充团赶到四都。十三日凌晨,向红军进行偷袭,遭到红军有力还击。“我军主力乘敌军立足未稳,扑上山头。敌人支持不住,向长汀方向撤逃。这时,朱军长口头命令:‘毕营长,追!不要让敌人中途集结!’”(24)特务营营长毕占云马上率领全营穷追猛打,一口气追到胜华山脚下的肢溪,方才奉命停下。随后,军部和主力也到达该地。这时,中共长汀县委负责人段奋夫赶到陂溪。红四军军委正要召开扩大会议,段奋夫在会上汇报了郭凤呜部队的情况和长汀县的革命形势:郭凤呜是土匪出身,后来被北洋军阀招抚,北伐军人闽时又投靠了蒋介石;他的部队大多是当地的土匪,战斗力极弱,纪律败坏,受到当地群众的痛恨。“经过长久劳累,眼圈都发青了的毛党代表和朱军长,在聚精会神地倾听县委的同志汇报。”(25)根据段奋夫汇报的情况,会议决定进攻长岭寨,然后乘胜夺取长汀,消灭郭凤鸣部。

  然后,组织了漳平县工会、漳平县农民协会和城防第一赤卫队,并武装了城区赤卫队。十五日,红四军前委开会布置跳出外线,出击闽中。十六日至十九日,分两批离开漳平。

  长岭寨山岭绵延十几里,山高林密,毛竹、杂草丛生,地势十分险要,距长汀城十五里,是进入长汀的必经之路,被称为长汀的天然屏障,要攻克长汀,必须先拿下长岭寨。

  闽中,是福建土著军阀卢兴邦的地盘。他有十几个团,上万的人马,还有个可造枪弹的兵工厂。他依仗着人多枪多,霸占着闽中、闽北和闽西二十多个县,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分庭抗礼。(18)当红四军人闽时,他的部队据守在各个县城里,以逸待劳。前委发动党员进行讨论,广泛听取群众对作战的意见。“朱德军长冷静地分析了形势,集中大家的意见,决定暂时不与卢兴邦匪部交战。好在红军与卢部没有直接打过仗,还可以‘礼尚往来’。在大田县城附近,朱军长派出信使到卢兴邦司令部,称‘借道过境’,卢兴邦这个‘山大王’毕竟老好巨猾,怕我们‘暗渡陈仓’,借口‘本乡地僻土瘠’,没有答应。”(19)八月二十日,朱德率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围攻大田县城不克,又转入永春、福鼎一带。

  三月十四日晨,红四军分兵三路向长岭寨发起总攻,第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担任主攻,特务营迂回敌后,抢占长岭寨以北的乌石岭,切断敌人退路。

  这时,闽中、闽西的形势对红军都不利,加上盛暑高温,病员急增,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在二十天内接连攻占了宁洋、漳平两县后,国民党当局立即从德化、安溪、华安等地调兵向红军进攻。闽西特委这时也写信给红四军前委,要求“调四军回闽西,在漳平一带工作。”

  第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迅速登上主峰,早一步控制了有利地形。“敌人刚刚要上山,我们劈头一打,只用一营人,把他两团赶到河沟里,一打打跨了。”

  八月二十八日,红四军突然回师到漳平境内的杨美村驻宿。第二天。在当地农民带领下,从溪南后面的打鼓岭发动袭击,一举占领溪南圩,全歼张贞部的张汝劻旅一个团,击毙团副一人,俘敌二百余人,缴获大批枪枝弹药。

  (26)郭凤鸣亲自督战,组织一支短枪队打头阵,想再发起反攻。这时,整个战场已被红军控制,郭凤鸣的短枪队几乎被红军全部消灭,其余部队也溃不成军。郭风鸣中弹受伤,在逃跑途中被红军击毙。特务营营长毕占云回忆道:“我们刚到达牛斗头附近,枪声已变得稀疏零落,战斗结束了。这时朱军长由对面大步走来,没等我报告,就笑眯眯他说:‘郭凤呜给打死了。’‘怎么?这样快呀!,我感到有些突然。‘真的!随后就抬下来。老乡们还要求在城内示众他三天呢!’接着,似命令非命令他说:‘走吧,进城去!’”(27)当天下午,红四军乘胜占领长汀城。中共福建省委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对红四军进占长汀的情况报告道:“红军第四军于三月十四日到长汀,部队共三千余人,好枪一千七、八百支,驳壳一百余杆,手机关八架,水机关四架,还有二、三架迫击炮。红军长官及士兵精神都好,军纪也严肃。”“他们到长汀后工作如下:(1)没收豪绅及反动派粮食财产,散发给城乡工农贫民,并派许多宣传员四出向民众宣传。(2)帮助工农成立工农会(长汀总工会已成立)并分派部队下乡发动农民群众斗争。(3)开士兵群众大会,由政治部做政治报告。(4)成立长汀革命委员会,委员九人,民众代表六人,红军三人参加,主席丘潮系同志。革委会分军事、宣传、财政等部,并组织赤卫队六十余人。(5)由革委会出布告禁止造谣及招募赤卫队。(6)没收十余家反动派财产,罚款子三万余元。(7)收买子弹(不多),招补兵额共有二、三百人,赶制军衣四千套。(8)除没收反动派财产外,并向商人筹借军饷二万元(资本千元以下者不派),因此,军饷颇能补充,到汀后红军即发日用费,官长、士兵、俘虏一律平等待遇。(9)前委与汀委发生密切关系,并经过汀委与上杭、武定县委发生关系,除共同努力做群众工作外,侦探与交通工作都做得很好。”

  红军乘胜前进,在八月三十日第二次攻占漳平城,又消灭张汝劻一个团,俘敌一百多人,缴获一部分军用物资。当时,《时报》有一段报导:“二十九日朱德突率部二千余猛袭漳平,宁洋也同时受袭。漳平守军以朱已远去,无戒备,且众寡不敌,应战一日,至三十日遂不支,退至永福。朱部复陷漳平。”

  (28)

  (20)

  长汀是旧汀州府治,是闽赣边境上的重镇,汀州城建立在武夷山下、汀江之滨。汀江是闽西最大的一条河流,经过上杭流入广东,再汇入韩江,从潮汕出海少水运极为方便。所以,汀州又是闽西的物资集散地,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有几万人口,是官商云集之地,也是一个较为富庶的中等城市。

  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在漳平一带活动二十八天,足迹遍及十三个乡镇,近百个村庄。红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一律住宿在词堂、庙字、桥亭、市场等公共场所,买卖公平,一律付现款。有时用了群众的东西,群众不在家,就留下信和钱。有的红军战士用了杨美一家粮店的米,老板不在家,就在墙上写下:“老板:你不在家,你的米我买了二十六斤,大洋二元,大洋在观泗老板手礼(里)。”有些红军战士喝了茶水,也留下铜板和银毫子。

  红四军长期转战于湘、赣、闽、粤边境的山区,还不曾进入过这样比较富庶的城市。杨得志描写道:“街道两旁商店的大门上,搭着镶有蓝边的白布棚,店门口贴着七红八绿的商标、广告,店里面摆着我们从未见过的商品,好阔气!但是我们谁也不曾进去。一是进城后领导上重申了纪律;二是我们身无分文;再说也没有逛商店的习惯。”(29)红军人城后,向商界筹借了军晌,购置了布正,用缴获敌人的被服厂,赶制了四千套军衣。“几天后,每人发了一套崭新的灰军装,一顶带红五星的军帽,一个挎包,一副绑带,两三双‘陈嘉庚胶皮鞋’。”“听说就是朱军长、毛党代表他们也是头一次得到这么齐全的装备。队伍拉出来,一色的新衣帽新鞋子,整齐划一,精神抖擞,人都好像变了模样,威武得很。”(30)进入长汀后,朱德会见了当地的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采纳傅的建议,在红军中普遍接种牛痘,防止天花蔓延,后来,傅连暲率领医院中许多医务人员参加了红军,组成红军中的医疗队。

  当地人民群众盛赞红军战士纪律严明。

  红四军还在长汀附近地区,广泛发动群众,没收地主粮食物资,分发给当地贫苦民众。

  张贞的“进剿”部队本来兵分两路:一路进攻漳平,一路再陷龙岩。当朱德率部回师闽西,再克漳平后,龙岩的守军弃城而逃。九月六日,红四军重占龙岩。这样,三拾会剿”中力量最薄弱的闽军张贞部己被击破。粤、赣两军无心恋战,也各自撤回本剩八月底,蒋介石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便以失败而结束了。

  为了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前委对红四军进行了整编,将原来的团改为纵队。全军编为三个纵队:原第二十八团大部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党代表陈毅;原军部直属的特务营和独立营加上原二十八团的一部分合编为第二纵队,司令员胡少海,党代表谭震林;原第三十一团改为第三纵队,司令员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每个纵队下辖两个支队,相当于营。每个支队下辖三个大队,相当于连。每个纵队有枪五百支,一千二百余人。军长是朱德、党代表是毛泽东。大队以上都设立党代表。这种新的组织形式是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分散和集中都方便。

  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出击闽中,时间只有一个月,取得了重大胜利。

  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长桶辛耕别墅”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上,着重研究了江西、福建、浙江等南方各省的政治经济状况,针对蒋桂战争即将爆发的有利时机,提出了红四军的行动方针:“决定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来发动群众,以致群众的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以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31)在长汀成立了临时革命委员会,后来经过选举正式成立长汀县革命委员会,成为闽西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前委还对红四军下一步行动作了具体安排,计划用十天时间,继续在长汀一带工作;到四月初返回江西瑞金、于都活动;在赣南活动一个时期后,或回闽西,或留赣南,或到吉安方向接近蒋桂军阀的战区开辟群众工作,到时候根据军阀混战的局势发展而定。会议认为,不管将来的计划如何,“唯闽西赣南一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矗”(32)正是在这种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指导下,才会在以后开创出包括赣西南和闽西在内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回师闽西后,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到上杭白砂同第一、四纵队会合,准备攻打上杭城。

  三月间,朱德和康克清在长汀结婚。康克清回忆说:“一九二九年三月,朱德和我在福建省长汀县结婚”。“我们究竟是哪一天结婚,我此刻已经忘记了。我们并没有举行婚礼。自从结婚之后,我差不多始终跟他在一起,只有在一九三○年占领了吉安之后,两人曾分别了一年。”(33)这时,蒋桂战争爆发了。蒋介石调集在江西的部队参加对湖南的争夺,赣南的驻军大部调离,兵力空虚。四月一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离开长汀,返回赣南。他们在长汀前后共停留十七天。

  上杭,位于汀江中游,汀江绕城而过,城垣三面环水,有砖石建造的三丈多高的坚固城墙,易守难攻,素有“铁上杭”之称。上杭是闽西重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铁打上杭,固若金汤。东无退路,西无战场,南有河道,北有池塘。嘱咐子孙,莫打上杭!”

  一直随军转战的张际春评论道:“红军第四军自井冈进军,到长汀战斗为止,转战赣粤闽三省边境,走路几千里,大小仗打了数十仗,以大柏地战斗和长汀城战斗为标志,它的胜利为尔后在赣南、闽西广大地区展开创立革命根据地的伟大胜利,树立了先声。”(34)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离开长汀后,翻过武夷山,回师瑞金。四月二日,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赶到瑞金与红四军会合。

  那时盘踞在上杭城里的是卢新铭部的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卢新铭是上一年长岭寨战斗中被红四军打败后逃到上杭的。

  在柏露会议上,红四军前委决定红四军主力下山后,由红五军留守井冈山。“在红军离开井冈山后的第三天,湘赣两省自军约十二至十五个团向井冈山合围攻击。”“每团平均两千人计,当在二万四千至二万八千人之间。

  九月十八日,朱德率红四军和地方武装一万余人秘密向上杭运动前进,前委会作了周密布置,同城内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并要求各地赤卫队配合攻城。第二天,朱德带着有关人员登上山头,仔细察看地形,制定具体的攻城方案。红军主力部队,趁夜间能见度低,由当地赤卫队带路,从汀江上游水浅处渡过汀江。第一纵队攻西门,第二、三纵队主攻北门,第四纵队在赤卫队配合下攻东门,另一部分赤卫队佯攻南门。

  我以七、八百人对上述敌军兵力,敌优我劣,是三十、四十倍之比。重层围攻三昼夜,我黄洋界、八面山、白泥湖三路阵地均被敌突破。”(35)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彭德怀、膝代远不得不率部下山,突破敌人三层重围,向赣南转移,他们重新打出红五军的旗号,先后奔袭于都、安远两座县城,都取得成功。在安远住了十天左右,准备打回井冈山去。一天,“在县署反动文件中,发现有红四军在汀州消灭郭凤呜旅,郭本人被击毙的消息。”(36)“得到红四军的确实情况后,即改变了打回井冈山的原定计划,经会昌进占瑞金县城。”(37)这时,他们已恢复到有六百多人,四百支枪。

  战斗打响时,卢新铭部还蒙在鼓里。当赤卫队乘着无数竹筏,划过汀江,用机关枪和土枪进行轰击,同时在洋铁筒里燃放鞭炮。卢部分不清真假,只得扼守城池,胡乱放枪。当第一纵队的炮火把守军的主力引到西面后,第二、三纵队立刻在北门发起猛攻。朱德在北门外一个小高地上指挥作战。红军战士架起云梯,翻入城内。当卢新铭发觉中计,调兵增援北门时,北门已被突破,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蜂拥入城。朱德也随军进入上杭。这次战斗,除卢新铭带着十几个贴身警卫从南门冲出重围逃走外,城内守军全部被红军俘获。二十日,朱德在县衙门前的广场上主持召开了上杭军民祝捷大会。

  红四军到瑞金同红五军会合后,因为蒋桂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瑞金周围没有敌情,部队得到一段从容休整的时间。四月三日,前委在瑞金接到中共中央在二月七日发出的《给润芝、王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即《中央二月来信》。这封信受到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的影响,加上二月初对红四军的情况不很了解,因而对红军的行动策略提出了错误的主张。布哈林一九二八年七月在中共“六大”上所作的报告“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他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38)《中央二月来信》要求前委“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各村中进行深入的土地革命”,“采取这一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政策”,(39)认为这样做是为了保存武装力量,避免被敌人消灭。来信中还提出“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面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一方面朱毛两同志于来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40)前委当即开会讨论中央来信,毛泽东、朱德等从实际出发,认为《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消极的,所提意见是不适当的。四月五日,毛泽东为前委给中央写了复信,表明不同意见。复信就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实行武装割据采用的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作出了概括。并在分析南方数省的形势后,提出要创造革命根据地,造成巩固的赤色区域,夺取江西全省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直至夺取全国的革命胜利。

  红四军打下上杭,不仅粉碎了三拾会剿”,而且又为红军争得了一个休整的机会。红四军人数发展到七千人,每个纵队由两个支队发展为三个支队。

  四、五月间,利用国民党军队在赣南兵力空虚的机会,红军比较放手地把部队散开,做群众工作,扩大根据地,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朱德回忆道:“慢慢发展到江西的宁都、兴国、瑞金、东固,都组织了,到处打开了些土围子,打上豪,分田地。几个月中间转了很宽,沿着兴国、瑞金、东固,工作都做起来了。”“打宁都也打开了。这时自己编成三个团,都还打得。

  九月下旬,朱德在上杭城太忠庙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各个团都可以说很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土豪归公,进出宣传都做得很好。譬如我们以前在大柏地打仗,吃了老百姓的东西,这时就去还钱了。

  召开这次会议的本意,是想解决“七大”所没有解决的一些争论问题。但是,由于前委领导不健全(陈毅已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尚未回来,毛泽东在闽西特委所在地蚊洋养病),会议又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在事前不能拿出一个意见,就让大家讨论。结果,会议开了三夭,七嘴八舌,毫无结果。这时,大家都感到毛泽东离开后“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便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朱德也表示欢迎毛泽东回前委工作。但毛泽东没有回到前委。

  还的方法是自动由老百姓报就给钱。开始以为假的,后来地痞流氓有些冒领的也发了,一下发了三千多块钱到老百姓中间去。”这一次政治影响非常之大,一方面做到了争取广大群众,一方面做到了争取军队守纪律。“搞了几个月,那时正是李宗仁、白崇禧和蒋介石作军阀混战的时候。等这混战一过,敌人又来了,不过我们的基础也稳固了。”(41)在兴国、宁都等县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正在这时,广东的政治局势又发生重大的动荡。九月十六日,张发奎在湖北宜昌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反蒋活动,率部南下,试图配合广西俞作柏部进攻广东。十天后,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在南宁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通电反蒋,同拥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开战。有着长期革命历史的广东东江地区的农村游击战争重新活跃起来。中共中央鉴于时局的变化,在九月二十八日写信给红四军前委,要求他们利用两广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南下,同时也估计到局势发展有几种可能性,允许他们可以根据情况灵活地采取行动:“在军阀战争开始爆发之际,红军应以全部力量到韩江上游闽、粤边境游击,以发动群众。至两广军阀混战爆发东江空虚时,红军可进至梅县、丰顺、五华、兴宁一带游击,发动广大群众斗争,并帮助东江各赤色区域的扩大,相机围缴敌军枪械,集中东江各县赤卫队建立红军。”“如军阀战争结束较快或蒋系军队得胜时,红军仍留粤、闽、赣边界一带游击,以发动群众。”(21)但福建省委在十月六日给闽西特委转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却只提出全军开往东江的要求:“当此两广军阀混战爆发,广东西北江风云紧迫,东江防地较弱,同时东江丰顺、大埔、五华、兴宁、海陆丰等地广大工农群众起来作剧烈的斗争时,省委同意中央对前委的指示,朱毛红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22)“开往东江并不是放弃闽西,反是,要扩大我们的工作到东江来,与闽西互相呼应,取得很好的联络,使闽西、东江连成一片。”(23)“四军开往东江的路线是应当加紧向梅县、大埔、丰顺、兴宁,五华前进,与海陆丰联络起来。”(24)并主张“在这次斗争中要尽量扩大红四军本身的力量,充实本身的基础,同时要帮助东江群众建立并扩大群众的武装组织。”(25)省委还派谢汉秋前去巡视工作。

  在这中间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四月八日由毛泽东主持在于都召开了一次有赣南特委和中央军事部派来的罗寿男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根据彭德怀“提出率部打回井冈山去,恢复湘赣边区政权”(42)的请求,会议决定红五军回师井冈山。五月初,红五军回到井冈山。

  朱德对进军广东原来是一直持慎重态度的。这年四月十五日,东江特委曾给红四军写信,提出东江反动军队因蒋桂混战而调走一部分,计划发动东江暴动,但又觉得自己力量不足,要求红四军前往帮助。朱德在五月三日给他们写了回信,说:反动军队因蒋桂混战而调走一部分,这是各地皆同的现象。“东江目前宜用游击战争去发动群众斗争”,不要“轻易去攻打城市”和“忙着公开干起来”。他又说:江西反动势力在全国是比较弱的,党组织有普遍发展的趋势,群众基础也比较好。因此,“红四军在赣南工作紧急,不能分兵远征,因为分了兵,力量就不好了,每易被敌人各个击破。我们希望你们不要把我们力量估计得太大。”(26)但这次福建省委说是中央要求红四军全部开到东江去,而且两广军阀混战的爆发看起来似乎确是一个机会。

  五月中旬,形势又发生突变。蒋、桂争夺两湖的战争以桂系失败退回广西而告终,但粤军徐景唐部仍宣布反蒋,同控制广东的陈济棠部发生冲突,广东战争又起。盘踞在闽西、闽南的军阀也卷人这场混战。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闽西军阀陈国辉率第一混成旅主力,离开龙岩,随驻在漳州的新编第一师张贞部,在五月中旬开入广东,同徐景唐作战。闽南、闽西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先后调走,驻地空虚。而在赣南方面,却因蒋桂战争的结束,原驻赣敌军纷纷回防。为了集中兵力应付这种变动了的局势,红四军从分兵地区返回瑞金集结。

  这样,他们虽仍觉得自己的力量不足,但还是遵照执行了。

  这时,毛泽东、朱德、陈毅又接到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派专入送来的《闽西历年斗争与敌我情况》的书面报告,说明闽西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群众革命斗争高涨,急盼红军急速重返闽西。前委在瑞金召开扩大会议,重新讨论了红四军的行动计划,决定趁有利时机,再次人闽,开创闽西革命的新局面。毛泽东、朱德写了两封信,派前委委员宋裕和先行出发去闽西。一封信送交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告诉他红四军正向闽西进军,要求待委准备策应;另一封信送交上杭地方武装领导人傅柏翠等,要他们在庙前等候,商讨红四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五月中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瑞金出发,再次大举人闽,向福建的灌田前进。国民党当局发觉红军的动向后,赣军李文彬旅立即紧迫不舍,闽军卢新铭团也在汀江东岸设防拦截,企图迫使红军背水而战,以期全歼。五月二十日清晨,红四军抵达汀江的水口,在当地群众援助下,汇集九只渡船,全部渡过汀江。当敌军赶到水口时,红军已安全进入福建连城境内。

  十月十三日,福建省委派来巡视的谢汉秋抵达上杭。红四军前委决定:“立即调三个纵队向潮梅布置游击,准于十月二十日集中粤边,十月二十一日以后,进攻蕉岭,占领蕉岭后,仍用游击战争发动群众起来斗争推进,与闽西确取联络,留一个纵队(第四纵队)红军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前委将这一决定报告了中央。并提出由于陈毅去中央未返回四军,而毛泽东又久病未愈,“尚不能行走,此次去东江,尚不能出发”,红四军领导力量单薄,希望中央派“粤省委、东委重要同志来指示我们的工作。”(27)从十月十五日开始,红四军第一、二、三纵队依照前委的命令,分别向闽粤边境出击,第四纵队留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

  红四军二度入闽和第一次大不相同。过去,闽西民众对红军是陌生的,有些人还因不了解而心存疑惧,但从红军消灭了长期在闽西为非作歹的郭凤鸣部以后,在这一带引起很大震动,闽西的穷苦人民就把红军称为“天兵神将”、“救命菩萨”。因此,红四军所到之处,老百姓纷纷烧茶水,送干粮(红薯),青年人参军的也不少。(43)刚刚渡过汀江的红四军,在第二天便离开汀江东岸进到庙前。连南地方的党组织根据闽西特委的指示,集中各乡的农民到庙前欢迎朱毛红军过境。

  国民党在广东的军事力量,比闽西和赣南要强大得多。红四军刚进入粤东,有着较强战斗力的粤军第七旅陈维远部就从潮汕开往韩江上游堵截。红军在广东的第一仗就遭受严重的挫折。十月二十日,前委由上杭抵武平象洞后,获悉刘安恭指挥的第二纵队在进攻广东大埔的虎市时“过于轻敌(前委没有指示他们去做,这一行动并且影响到整个工作计划)”,“是役牺牲了司令官刘安恭及其他重要官长二三人、士兵二十余人,伤数十人,为四军人闽以来未有之损失。”(28)在失利的情况下,红四军改变原有计划,转攻梅县松口。这时,粤军陈维远部一个团已抢先占领了松口,红军不得不取道蕉岭,转平顺、五华,以便引诱粤军到赤色区域内加以消灭。

  当晚,毛泽东、朱德在庙前孔清祠会见上杭北四区地方武装负责人傅柏翠等,听取他们的汇报,在弄清情况后决定暂时不去攻打长汀,而是出敌不意地直取龙岩,再打水定或漳州,甩开李文彬,消灭陈国辉,相机打击张贞,来扩大红军在闽西的影响。为了争取时间,红四军不在庙前久留,立刻向龙岩进发。要求傅柏翠等做好后方侦察,阻击追敌,掩护主力进攻龙岩。

  十月二十二日,陈毅从上海经香港到达广东梅县的松源,回到前委机关。

  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接到宋裕和送来的毛泽东、朱德的信后,立刻召开特委紧急会议,决定通知龙岩、上杭、永定、长廷连城各县县委发动农民武装暴动,配合红四军在闽西的军事行动。

  陈毅带来了在周恩来主持下、由陈毅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九月来信”)。周恩来对红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前委扩大会议在处置红四军领导内部分歧问题时的缺点提出了四点批评:第一,红军生长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没有引导群众对外斗争,自己不提办法,而将间题交下级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断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上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第三,这次扩大会议、代表会议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责任的重要,公开摆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而一般同志的批评大半又是一些唯心地推测,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有使纠纷加重,并且指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在中央“九月来信”中,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红军的任务、红军中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等问题都作了重要的指示。

  红四军离开庙前后,经古田向龙岩前进,在五月二十二日黄昏时分到达龙岩城西三十里的小池圩。当晚,毛泽东、朱德在小池圩的赞生店召开军事会议,听取闽西特委派来的代表介绍龙岩城内陈国辉部的情况。当时,陈国辉的主力正在广东大埔参加对徐景唐的战争,在闽西只留下几个补充营。龙岩城里,只有旅部和特务连。机枪连防守着,兵力不足五百人。前委在会上定下攻打龙岩的作战计划:红四军第一、三纵队沿通往龙岩的公路,从正面奔袭龙岩,第二纵队从左翼占领龙岩城北门外的北山,对龙岩城实行包围夹击。

  二十二日晚,朱德和陈毅率领红四军三个纵队,从松源出发,在次日抵达蕉岭,经侦察得知梅县城内没有重兵把守,只有一支人数不多的警卫队。

  龙岩,在闽西有着重要地位,是闽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盘踞在龙岩、漳州一带的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部,原是闽南一股打家劫舍、残害百姓的土匪部队,北伐军人闽时,陈国辉率部投靠何应钦。龙岩人民在陈国辉的黑暗统治下,陷入苦难的深渊。有首民歌这样唱道:“腊月里来冷凄凄,龙岩来了陈国辉;有了几只破火筒,害得百姓尽吃亏。”消灭陈国辉,是龙岩人民的宿愿。

  二十五日,红四军向梅县进发,守军弃城而逃。红军人城后,立即释放被关押的革命同志和工农群众,并召开群众大会。前委与县委召开会议,准备成立东江革命委员会。但第二天粤军三个团突然句梅县猛烈反扑,红军碎不及防,被迫撤至丰顺边界。这时,前委才得知两广战争已经结束,粤军已有可能腾出更多力量来对付入粤的红军。东江地区原来留有蒋光鼐部两旅,陈济棠又将蔡廷锴部从梧州调回东江,力量对比红四军日渐不利。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七时许,红四军第一、三纵队占领龙岩城郊的龙门圩,打垮了守敌的第一补充营,紧迫残敌,突破西门,首先攻入龙岩城;第二纵队按计划,占据北门外的制高点后,居高临下,向城内发起猛烈攻击。整个战斗很快结束,”九时占领龙岩城”。(44)这次战斗取得重大胜利,俘虏陈国辉部营长一人,连、排长九人,士兵三百二十四人,击毙官兵九十余人,缴获机关枪两挺、驳壳枪二十三支、步枪五百四十九支,子弹三十五担,迫击炮弹九担。(45)红四军没有在龙岩停留,当天下午撤离龙岩,继续奔袭张贞部的总兵站永定城。朱德在途中向中央写信简要报告了红四军第二次人闽和首次攻占龙岩的情况说:“我们以消灭闽西反动势力发动闽西工作,及参加闽粤赣三省农村土地革命之目的,决于今晚星夜出发袭击永定(永定为张贞总兵部所在)。”(46)当晚,朱德率部到达永定的坎市,住在裕源店。

  但前委那时又接到一个错误的情报说,粤军占领梅县后,只留一个教导团驻守县城,于是又决定在三十一日第二次攻打梅县。这个情报并不准确,事实上粤军的守城兵力大大超过一个团。红军“本想一鼓而下,卒因包围大紧,敌遂凭城死守”,(29)加上第一纵队未能及时完成迂回任务,使第三纵队陷入孤军作战。战斗持续了七个小时,仍不能攻破梅县县城。

  五月二十五日,红四军在张鼎丞领导的地方武装配合下,占领了永定城。

  冒进东江,攻打梅县,给红四军造成重大损失。在回师闽西的途中,原来在上杭收编的俘虏兵大部分逃走了。红四军的兵力损失三分之一,减员约一千多人,第一、二、三纵队只好实行缩编,这是继“八月失败”后,红四军受到的又一次重大损失。这次失败,首先是由于对广东局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以为两广战争一起,粤军主力西调,东江空虚,红军正可趁机进入东江。没想到两广战争那样快结束,粤军能以重兵对付红军。朱德后来说:“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后,部队入东江,此次行动失败,原因又是方向错了。

  当天下午,在赖家伺的后楼大厅里,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和永定县委联席会议。朱德、陈毅、刘安恭、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参加了会议。

  当时上海党中央命令红四军人东江打蒋光鼐、蔡廷锴,打梅县,配合张发奎入广东的反蒋战争。这个主观主义的命令,我们执行了,所以又遭失败。”

  二十六日,在永定城关南门坝召开了万人祝捷大会,毛泽东、朱德、陈毅先后讲话。会上宣布成立闽西第二个红色政权永定县革命委员会,由张鼎丞任主席。会后,军民们响应联席会议的号召,拆毁了永定城墙。

  (30)他还说:“这是接受主观主义瞎指挥的第二次的失败教训。”(31)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孤军深入,缺乏群众配合,并没有弄清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匆匆攻人,匆匆退出,又匆匆反攻,结果受到严重损失。

  当红四军主力转向永定后,从龙岩败退到漳平、永福的陈国辉残部,在五月二十五日返回龙岩。红四军前委判断:张贞和陈国辉的主力仍在广东,一时难以回援;龙岩城内的陈部,是曾遭红军痛击的残敌,缺乏战斗力;而龙岩、永定的农村土地革命刚刚开始,需要得到红军的有力支援。所以,决定以第三纵队为主,二次攻打龙岩,调动陈国辉主力回援,待机加以消灭;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仍分别留在永定坎市和龙岩西郊龙门一带,继续发动群众。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初,红四军大队撤离东江地区,经赣南的寻乌回师闽西。十八日,到达上杭官庄。前委在官庄召开会议,陈毅在会上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对全军指战员特别是红四军的领导干部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朱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指示,欢迎毛泽东重回前委工作。

  红四军第三纵队在伍中豪、蔡协民、罗荣桓率领下,同龙岩的地方游击队、暴动队配合,在六月三日拂晓迅速攻人龙岩城内。守军只有一个补充营和特务连,被痛击后逃到漳平的永福。五日,红军和地方武装在龙岩中山公园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闽西第三个红色政权龙岩县革命委员会,由邓子恢任主席。

  十一月二十二日,红四军再占长汀后,前委写信给毛泽东并告诉他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口头指示的精神,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

  正在广东参加军阀战争的陈国辉,得知龙岩再次被红军占领,大为震惊,日夜兼程地由粤回闽。红四军得悉后,决定暂时撤离龙岩,转攻驻守上杭白砂的卢新铭部的钟铭清团,引诱陈国辉主力回到龙岩,再待机加以歼灭。朱德还派出小股红军,沿途阻击陈国辉的部队,边打边退。陈国辉误以为红军不敢同他交锋,必定要退回赣南。于是,在六月六日上午回到龙岩,(47)举行“祝捷大会”,放假三天。

  毛泽东的健康虽然没有完全恢复,还是立刻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蚊洋到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

  这时,撤出龙岩的红四军正集中主力,准备夺取白砂。白砂在上杭城东北,是上杭通往龙岩的咽喉要冲,也是一个大的集镇。当郭凤鸣部主力被红四军在长岭寨歼灭后,团长卢新铭收集郭凤鸣的残部,自任旅长,盘踞上杭。

  (32)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汀写信向中央报告他已回前委工作。

  在红四军攻打龙岩城时,卢新铭派出钟铭清团(实际兵力只有一个营)驻守白砂,作为上杭的防守前哨。

  当天,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福建省委巡视员谢运康和东江特委代表也赶来参加。这次扩大会议除同意官庄会议的决议外,更深一层地检查了红军的一般情况,决定红军的整顿和训练计划,认为如不加紧红军的整顿和训练,要完全执行党的政策是困难的。会议认为:“闽西已有八十万赤色群众足以掩护红军”,定能“打破会剿局面”,求得“出路”。(33)扩大会议根据“九月来信”精神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决定召开红四军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为了歼灭白砂的钟铭清团,毛泽东、朱德于六月五日在龙岩、上杭交界的大池,召开红军干部会议,具体研究作战方案。同时,迅速集结部队,严密封锁消息,为攻占白砂进行准备。

  为了开好这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朱德、陈毅在长汀会议后,立即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还在长汀召开工人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

  七日,红四军在闽西红军的配合下,分三路向白砂进击。这天是农历的五月初一,恰逢白砂举行抬“定光古佛”的庙会,钟铭清对红军的行动毫无察觉。当红军发起进攻后,钟部仓促应战,纷纷溃退。经过一小时的战斗,俘敌一百余人,缴枪一百余支,火炮二门。钟铭情只带了二十名随从逃回上杭。卢新铭龟缩在上杭城里,也不敢出来活动。

  十二月三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连城县新泉。他们在新泉的望云草堂进行了为期十天的政治、军事整训。

  白砂战斗结束后,红四军故意制造向江西退却的假象。六月十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沿着通往赣南的大道,开往连城的新泉。他们在新泉休整了一个星期,一面进行整训;一面深入农村发动群众,造成连城南部广大地区的武装割据局面。

  毛泽东、陈毅为了解部队真实情况,冒着严寒深入到连队座谈,同到会同志展开讨论。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党内情况的调查,多次召开各级党组织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和各级党代表的会议。

  陈国辉得知红军开到新泉,更深信红军将撤回赣南。所以,他回到龙岩后毫无戒备。国民党的报纸还吹嘘说:“陈国辉班师进剿”取得“胜利”,红军“败退”江西。这时,红四军前委判断消灭陈国辉的时机已到,在六月十八日悄悄进抵龙岩附近的小池,召开军事会议,周密地部署第三次攻打龙岩的作战计划。朱德回忆道:“群众都组织得很好,城外十里地就有了游击队。我们到离城三十里左右的大池、小池集中,敌人还不晓得就去打。夜晚十一点钟出发,三十里走完将将天亮。敌人一旅三千多人,我们有六千多人,统统用上去。我带两个团在左面,另一个团在右面,切断通漳州的道路,正面按上一个新编成的团。将将天光亮,恰恰完成了对城的包围,敌人出来下操,就打下来。”(48)三打龙岩的战斗在十九日拂晓打响,朱德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攻击从北门开始,伍中豪率部突袭松涛山,抢占了陈国辉设在制高点上的机枪阵地。

  他还带领一些干部到周围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力起草红四军“九大”的决议准备了丰富的材料。

  北门打响后,第一纵队第一支队在萧克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龙岩城南的屏障——莲花山锣石鼓阵地,消灭了一营敌军,为第一、四纵队直取南门扫清了道路。

  朱德负责军事整训,他克服各种困难,举办了基层军事干部训练班,亲自上课,言传身教,开展军事技术、战术训练。他还主持制订了红军的各种条例、条令等法规,为克服红四军内的各种错误倾向和提高战斗力,也为开好红四军党的“九大”创造了条件。

  这时,西门的战斗也在激烈地进行着,守军凭借着街道房屋负隅顽抗。

  在新泉整训期间,前委得知国民党又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仍以金汉鼎为总指挥,部署对红四军和闽西苏区的第二次“会剿”。十二月中旬,金汉鼎部再占长汀,向连城新泉一带逼近。前委为了集中力量开好“九大”,决定留下一部分部队在新泉一带警戒从江西来犯的敌军,其余部队向苏区中心后退一步,以便安全地举行“九大”。

  “陈(国辉)部队与郭(凤鸣)匪不同,武器弹药充足,多系北方人,均在当地安家落户,以匪为业,多是兵痞子,虽然只一个旅的兵力,但战斗力比郭凤鸣强。”“这场巷战是极其复杂、极其艰苦的。使用兵力多,则施展不开;使用兵力少,我军既没有刺刀、手榴弹,和有刺刀、手榴弹的敌人搏斗,确实吃亏。”“这样激战了两个多钟头,虽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战斗进展不算大,而且我军也有不少伤亡。”(49)在这紧要时刻,朱德看清在巷战中逐房逐院地进行争夺,对红军非常不利,立刻传下命令:采劝掏墙挖洞打老鼠”的战术。对敌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同时,开展政治攻势,向陈部喊话。退缩在几个大院子里的陈部终于竖起白旗,向红军投降。

  红四军的领导机关这时移驻上杭的古田镇。古田是上杭县北部的一个大集镇,也是上杭、龙岩、连城三县交界的地方,有三条大道与外界相通,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这里的群众发动得比较好,已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有很好的群众基矗前委选择在这里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是比较理想的。

  红四军主力第一纵队在第四纵队的配合下,这时越过河上的浮桥,突入龙岩南门。陈国辉看到大势已去,带着少数亲信化装逃出。红四军前后三次攻占龙岩,合计消灭陈国辉部主力两千余人,“共缴步枪九百余支、迫击炮四门、水机关枪六架、手机关四架,陈国辉精锐部队损失过半。”(50)陈国辉经过这次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六月二十一日,龙岩县革命委员会再次成立,由邓于恢任主席。

  十二月二十八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毛泽东、朱德、陈毅主持下召开。会议地点在古田镇的曙光小学(原为廖氏宗祠)。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一百二十多人,包括一些基层干部和士兵代表。大会秘书长陈毅主持会议,毛泽东代表前委在会上作了关于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和中央关于反对托陈取消派的决定,还作了废止肉刑和枪毙逃兵的报告。代表们热烈讨论了中央“九月来信”和会议的各个报告,共同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

  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二次入闽,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抓住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忽东忽西,灵活作战,三次攻占龙岩城,连克永定、白砂、新泉,土地革命的巨大浪潮席卷龙岩、永定、上杭、连城五县,打开了闽西革命的新局面。陈毅为此写下了《反攻下汀州龙岩》的诗:“闽赣路千里,春花笑吐红。铁军真是铁,一鼓下汀龙。”

  最后,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其中包括关于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决议案等。

  (51)

  这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新的前委,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十一人为正式委员,杨岳彬、熊寿棋、李长寿三人为候补委员,(34)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打下龙岩后,毛泽东等在蛟洋帮助闽西特委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和政治部主任陈毅联名发布《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宣布:“从今年起,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

  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所以能够产生,是由于有中央“九月来信”的正确指导,有毛泽东对红四军建军经验作出的深刻总结和红四军“七大”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及会前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充分准备。

  改变了过去井冈山《土地法》所规定的土地所有权属于苏维埃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的规定。“岩、永、杭三县打成一片”,“这些地方都是赤色区域。”(52)广大贫若农民分得土地后,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使闽西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人们常说的“古田会议决议”,作为一个纲领性文件,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九大的影响,深入在四军同志的脑中,的确九大是四军党第一幕重要历史。”(35)在古田会议决议精神指导下,红四军内部消除了意见分歧,统一了思想。

  会议一结束,朱德、毛泽东立刻率领这支军队,踏上新的征途。

  当古田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蒋介石调集闽、粤、赣三省军队对闽西革命根据地进行的第二次“三省会剿”已步步进逼。参加这次“三省会剿”的军队共十四个团,在金汉鼎统一指挥下,分三路向闽西革命根据地进犯。形势非常严峻。朱德、毛泽东决定利用三省军队的内部矛盾,各个击破,打破这次“三省会剿”。

  这时,红四军面对一个严重问题:给养困难。中共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敌人“过年后,即开始分道向赤色区域进攻,红军已定了计划,于最近分别来破敌人,但有一当前人问题,即是全军给养,业己告罄,当此敌情吃紧之际,若不能等数日内筹得一笔款子,??则在闽西久顿,将生困难。”(36)一九三○年一月五日,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一、第三和第四纵队,由古田北进连城,准备在这里筹款。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前委和第二纵队暂留古田,并在小他附近诱敌,掩护主力北进。

  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到距古田五十里的庙前时,获悉国民党军队已步步进逼:在长汀和上杭的赣军金汉鼎部准备进攻庙前、新泉;在龙岩的闽军刘和鼎部已向西进至小池和大池附近,准备进攻古田;粤军陈维远部已北进至永定、武平地区。形势越来越严重。朱德从容不迫地仍按原定计划率部在一月六日赶到连城,立即着手筹款。两天后,赣军从新泉跟踪追到连城县境,切断了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同暂留古田的毛泽东部之间的联系。

  在这个紧急时刻,朱德和红四军其他领导干部对形势进行了冷静的分析,认为:如果红四军在这时离开闽西转入江西,可以迫使这次“会剿”主力的赣军金汉鼎部回援江西。这样,闽西受到的敌军压力便会大大减轻,闽西革命根据地也可以得到巩固和扩大,对闽西的工作是有利的。而红四军进入江西后,又可以打通闽西、粤北、赣南三角地区的联系,扩大革命根据地。

  根据这个分析,朱德在同毛泽东联系后,果断地决定实行战略转移,移师江西,威胁金汉鼎部后方,调动赣军回援赣南。一月九日,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连城出发,经清流、宁化向江西急进。次日到达宁化。从缴获的金汉鼎命令中得知,国民党军队这次“三省会剿”计划原来准备分七路围攻新泉,并约定在一月四日同时出动。由于红四军已离开新泉,结果扑了个空。

  由于军情紧迫,红四军主力在宁化并没有停留多久,便向西翻越武夷山,冒着严寒,日夜兼程,进入江西石城县境。在石城,朱德宣传红四军在闽西开辟的大好革命局面,号召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斗争。一月十六日,朱德率部攻占石城以北的广昌县城。攻占广昌后,已有可能继续向北推进,再克南丰、南城、临川(抚州),逼近南昌。但由于红四军的目标是尽快打通闽、赣、粤三省的联系,并同中共赣西特委、江西红军第二和第四团会合,朱德决定不北上进攻南丰、南城、抚州,而是向西开赴宁都的东韶地区,准备在这里小憩两日后,再部署下一步的行动,这时,毛泽东也率领红四军前委和第二纵队离开古田北进,经连城、清流、宁化、归化(今明溪)县境,西越武夷山到达广昌,在一月二十四日来到东韶地区,同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会合。

  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离开闽西进入江西后,参加“三省会剿”的国民党军队顿时失去了目标。闽军发生内江,纷纷撤离闽西;赣军因后方受到威胁,把主力撤回赣南;粤军见闽军和赣军都已撤走,也随着撤离闽西。闽西的地方红军乘机反攻,收复龙岩、永定等县城。国民党军队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三省会剿”就一无所获地被粉碎了。

  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四个纵队在东韶地区会合后,立刻决定在赣南分兵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革命根据地,预定分兵十五天。这是红四军在古田会议后的第一次分兵,各纵队都按照古田会议所规定的各项原则开展工作,在很短时间内取得很大成绩。第一和第三纵队在朱德、毛泽东率领下,先后攻克乐安、永丰。第四纵队发起宁都战役,歼敌三百多人,占领宁都县城,并帮助中共宁都县委分配土地,组织苏维埃政权,建立赤卫队,发展苏区。

  这时,蒋介石同控制着晋、察、冀、绥和平、津六省市的阎锡山的关系日趋紧张,中原大战已一触即发,因而将第七师由江西调往皖北,在江西境内只留下第十二师、第八师两个旅和第五十师一个旅,兵力大大减弱。而江西的革命武装力量却发展壮大了。一九三0年一月,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团等地方武装,在东固地区合编为红军第六军(同年七月改称第三军),以黄公略为军长、刘士奇(不久改为陈毅)为政治委员,在吉安到泰和一线的赣江两岸活动。红五军主力也由湘鄂赣地区开到赣西南的吉安、泰和一带活动。

  为了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促进赣西南革命形势的发展,一九三○年二月六日至九日,在毛泽东指导下,中共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和红六军军委,在吉安的陂头村举行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朱德留守藤田主持军事工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联席会议分析了形势,提出三项任务:“1.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提出夺取江西全省的口号;2.深入土地革命;3.扩大工农武装。”(37)为了加强党的集中领导,联席会议决定扩大原由中央任命的指导红四军及它所到之处的地方工作的前委的任务,统一领导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和赣西、赣南、湘鄂赣、闽西、东江地区的工作。同时,调整了前委的组织,由十六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朱德、曾山、刘士奇、潘星源五人为常委。红四军成立军委。为了培养军事干部,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红军第六分校,由朱德任校长、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会后,兴国等六个县的全境和永丰等县的部分地区全面展开分田运动。

  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满足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毛泽东后来谈到这次联席会议时说:“一九三0年二月七日,在江西南部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地方党会议,讨论苏维埃今后的纲领。”“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拥护,这有助于我们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斗争。”(38)根据“二七会议”的精神,在军事行动方面,前委计划集中兵力夺取吉安。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二七会议”刚结束,朱德、毛泽东立刻率领红四军由藤田地区向吉安推进,同黄公略率领的红六军会合,准备先占吉水,后取吉安。

  蒋介石得知朱毛红军逼近吉安,急忙命令成光耀旅死守吉安,金汉鼎部伺机占领宁都,湘军朱耀华旅开至乐安,戴岳旅在南丰、乐安之间集结。同时,急调湖北的唐云山部独立十五旅匆匆赶到江西,在二月二十日到达吉水县城至乌江镇一线。国民党军队对红军形成包围圈,形势骤见严重。

  朱德、毛泽东分析了这一态势后,认为红军不宜继续向北推进。吉水地处乌江北岸,不易涉渡。这一带又是当地地主掌握的会道门武装红枪会活跃的地区,红军不便在此作战。于是决定放弃原来攻占吉水的计划,改为诱敌深入、相机歼敌,将全军撤至富田休养待机。唐云山部发现红军向富田撤退,不知是诱兵之计,当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还在原地未动时,便孤军深入,分三路向富田冒进。二月二十四日,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四军,在红六军第二纵队配合下,开始投入战斗。他们以一部兵力从侧后迂回,牵制右路和中路敌军,集中兵力向进至水南的左路敌军发起猛烈攻击。这次战役歼灭唐云山独立第十五旅大部,旅长唐云山被击伤,俘虏一千六百余人,缴获武器很多。

  这是古田会议后取得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后来,朱德在谈到这次战役时说,“蒋介石派唐云山一个旅二十四个连,还附有炮兵来攻我们这样多的人,我们先诱他到了吉安的富田,然后拿一部分兵力;由左面绕包直夏,正面一打就缴了枪了。正在需要枪的时候,又阔起来了,人也得到了补充,迫击炮什么都有了。一方面我们得到了会合,一方面又有人送来这么多财富。”(39)这一胜利,有力地促进了赣西南革命形势的发展。不久,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

  打垮唐云山部以后,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水南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联席会议决定,红军经广昌入福建建宁,取得给养补充后,再看事态变化来决定以后的行动。根据这一决定,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和红六军第二纵队,在三月十日到达东固,准备向广昌开进。这时,获悉兴国和雩都(今于都)一带没有敌军。雩都北乡群众正准备攻打上围子里的靖卫团。朱德、毛泽东决定改变原来的计划,不去广昌,而乘兴国、雩都一带空虚之机移师兴国。

  到兴国后,又得悉原驻赣州的金汉鼎部已全部调往福建去打地方军阀卢兴邦,赣州空虚。朱德、毛泽东于是决定留红六军第二纵队在兴国发动群众,红四军准备“以强攻之决心,施行奇袭之手段”,乘虚攻打赣州。但进攻赣州的战斗开始后,才发现得到的情报并不准确。本来,“屡据各方来报,有谓城中无敌,仅靖卫团百人,有谓城中敌人仅一营者,致使指挥官之判断敌方兵力误为一营,实则城内之敌为七十团全部(三营,每营步三连、机枪一连)”。(40)守军数千人,凭险闭门拒守。

  三月十六日,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从东门、南门、西门三面发起攻击。

  由于守军顽强抵御,加上城周围有二十余里大河环绕,无法靠近城墙,红军又缺乏攻城的重武器,久攻不克,只得撤围。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朱德和前委在赣州城郊的楼梯岭,发布第三号《前委通告》。《通告》在分析当前形势时指出:“吉安、吉水、永丰一带现有成光耀、朱耀华、邓英三旅及唐云山残部,蒋系因对阎作战虽不能分兵到江西,但即此三旅以上兵力,使四军暂时不能走北进的路。”又指出:“金汉鼎师向福建开,目的在与刘和鼎夹击卢部(卢兴邦部——作者注)进占福州。

  赣南、闽西空虚,给我们以争取群众,打通三省联系的好机会。”(41)鉴于蒋介石正忙于在北方准备同阎锡山、冯玉祥部作战,一时无力顾及南方,金汉鼎部主力又已入闽。《前委通告》在分析形势后,提出应该抓紧这个时机,实行“分兵游击”的方针,对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的行动作了新的部署:以三个月力期,分散在赣南、赣西、闽西、东江、湘鄂赣等广阔地域内,发动群众,全面开展土地革命,分配土地,建设政权,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把闽、赣、粤三省的苏维埃区域联系起来。《前委通告》中指出在此时实行分兵的意义:“在现时这种环境之中,若仍采取大部队集中行动的策略,显然是单纯军事路线,违犯了争取群众扩大苏维埃区域的伟大任务。”(42)朱德、毛泽东是十分重视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三月十九日,朱德、毛泽东发布关于第一次攻赣州经验教训的训令,从这次没有能攻下赣州城的原因中,总结出六条经验教训:一是对敌情判断不准确;二是对地形未预先观察;三是事先未充分准备;四是上下决心不一致;五是战场报告不确实;六是不按时实行总攻;七是部分指挥官指挥不适当。训令还要求各部队都要召开军官会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报告司令部。(43)为了实现第三号《前委通告》的分兵计划,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一、第二、第四纵队,在三月二十一日到达南康县的唐江镇等地,第三纵队回宁都发动群众并开展游击战争。

  朱德、毛泽东率部到达唐江镇以后,立即召开红四军干部会议,部署下一步行动。并发布《关于整顿军风纪律的训令》,要求“各官兵一体遵照三条纪律六大注意,使红军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众”。并强调:“凡违犯军风纪者,无论大小,必予查究。”(44)这时,赣军金汉鼎部第六十八团、第六十九团开来进攻红四军。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经过激战后,在三月二十三日攻克南康,二十五日攻克大庾。

  在大庾,朱德、毛泽东先后召开信丰、南康、南雄等县的共产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和大庾、信丰、南康、崇义、上犹、南雄六县的共产党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发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等问题。朱德在会上就这些问题发表了讲话。根据会议决定,成立红军第二十六纵队,并建立这一地区的苏维埃政权。

  四月一日,红四军在赣粤边境的梅岭关同粤军一个团遭遇,歼敌两个营,俘虏数百人。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乘胜追击,于当天攻克粤北重镇南雄。

  朱德、毛泽东在南雄得知赣军金汉鼎部发生兵变,认为这是打击敌人、扩大赤色区域的有利时机,立即率部回师江西,在十日和十六日先后进驻信丰和会昌。

  到会昌后,朱德除指挥部队作战外,还进行调查研究,做群众工作。四月二十日,他参加在会昌县城召开的群众大会后,又会见雩都盘古山矿工和靖石的农民三百余人,指示他们组织以盘古山矿工为主力的红军第二十二纵队。四月下旬,朱德和毛泽东在会昌县的筠门岭召开手工业座谈会,调查了解手工业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为了打通赣南苏区和闽西苏区的联系,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一纵队和寻乌县的红十团,攻克寻乌的澄江,俘敌一千余人。接着又攻克寻乌县城,扫清了通往闽西的道路。以后,以寻乌为中心,在江西安远和广东平远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由于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建立一个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的问题提出来了,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指示,成立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总指挥部,“以朱德同志为总指挥,以统一军事行动计划。”(45)从此,朱德除指挥红四军外,还指挥红五军和红六军作战。

  到五月间,古田会议召开已近半年。为了总结近半年来贯彻执行古田会议决议的经验,朱德、毛泽东在寻乌县的马蹄岗,召开红四军大队以上干部会议。会议总结出红军管理教育的六条原则:第一,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第二,干部要深入群众;第三,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第四,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第五,说服教育重于惩罚;第六,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第七,赏罚要分明。这六条原则,是朱德,毛泽东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经验。它对以后红军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个月的分兵发动群众和全面开展土地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经过分田运动,赣西南的农村中出现了一场真正的社会大变动,社会结构和阶级都发生根本变化,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踊跃参加红军。没有这样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农村社会大变动,革命根据地的巩固是不可能的。

  这时,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局面也有了很大变化。闽西的分田运动早已开始,当红四军回师赣南、迫使国民党军队结束对闽西的第二次“三省会剿”后,闽西革命根据地在地方党的领导下也有了发展: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由邓于恢担任主席;组建了红十二军,由伍中豪(后改罗炳辉)任军长,邓子恢(后改谭震林)任政治委员;普遍地分配土地,深入土地革命,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九三0年五月,鉴于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大战全面爆发,无力顾及南方各省,福建的地方军阀张贞、卢兴邦、刘和鼎之间又正在自相火并,红四军主力决定按原定部署第三次入闽,打通闽赣之间的联系,并取得经济给养的补充。

  六月的赣南,骄阳似火。红四军全体指战员头顶烈日,在朱德、毛泽东率领下,由寻乌出发,向闽西开进。他们一踏上闽西的土地,便在上杭官庄击溃刚在兵变中脱离金汉鼎部的周志群新编第十四旅,占领武平、长汀县城,当时的《红旗日报》记述道:“朱毛这次到长汀,群众的欢声如潮涌,男妇老幼均持斧镰红旗欢迎,市面上顿现一番新气象。”(46)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历时半年的转战,扩大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并把这两块赤色区域连成一片,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矗同时,在转战中,发展了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为以后实现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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